苑利和他的《韩民族文化源流》

苑利和他的《韩民族文化源流》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祁庆富

这是一本难产的书：它准备了七年，写作了六年，压了三年，从资料准备到最后出版整整用了十六七年的时间；这是一本引人关注的书，书一问世，立刻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关注：海外学界立刻着手翻译，海外出版商立刻来电商谈版权事宜；这是一本具有一定深度的书，中国学者说，这部书是近年来中国学界对外关系史研究中较有份量的一部；外国学者说，本书的问世，很可能需要人们重新审视韩国的历史。这是怎样的一部书呢？它就是最近由浙江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出版的韩国学学术专著《韩民族文化源流》，它的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苑利先生。

据苑利先生介绍，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从他作研究生时开始的。那是1983年7月，当时，他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钟敬文、许钰两教授攻读民俗学硕士课程，在第二学期期末返乡的列车上，他结识了一位走南闯北的买卖人，人家听说他是研究民俗学的学生，便对他说：“你有工夫应该到云南白族地区看看，那里尽管与东北朝鲜族远隔千山万水，但有许多风俗却是一模一样”。接下来，对方又列举了好多事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此后这件事一直挂在他的心上。从此便开始留心这方面资料的搜集，这一干便是几年。1991年他去了日本，在东京都立大学饭仓照平先生的门下作客员研究员。他在韩民族文化来源问题上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朝鲜民族南来考》，就是在这一时期写就的。但交稿时，由于文章太长，不好收录，只好另作《大禹诞生神话与远古妇产医学》一文，算是交了差。而《朝鲜民族南来考》则被压了下来。1992年1月，就在他归国的前几天，应日本民话之会的邀请，他以此为题，在日本法政大学搞一次个人专题学术报告会，讲演底稿就是这篇论文。这也是韩民族文化南来说在日本学界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回国后，北京大学杨通方先生领导的韩国学研究中心已经成立，并刊出《韩国学论文集》，经葛振家先生引荐，《朝鲜民族南来考》在扩充至五万字之后，在这里发表，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发表了《日韩铜铎文化源出中国东南沿海考》等十几篇文章，约30余万字。其中的绝大部分文章都被译成日文或韩文在国外发表。此后应韩国中央大学、韩国民俗学会等学术团体之邀，他还在韩国的中央大学及韩国国立民俗学博物馆等地，组织了专题学术报告会，使南来说有机会与韩国同行见面。说来也巧，当时杭州大学韩国学研究所所长金健人先生去韩，在那里，苑利先生结识了这位先学，并在他的邀请下，答应写作此书。

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关于韩文化的起源，由于研究者视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及所用材料的不同，结论上往往也有较大差异。迄今为止，在韩民族文化来源问题上，大致有以下几大学说，即：西伯利亚说，阿尔泰民族说，东夷民族说等等，至于韩民族与南方民族关系问题，则很少有人谈及，更不用说系统研究。苑利认为，在韩民族文化来源问题上，西伯利亚说也好，东夷民族一支说也好，都有自己的道理，也有自己的事实依据，这与韩文化的多元性格完全吻合，并不矛盾。但以往诸说的最大问题，是无法解释韩半岛稻作文化的来源问题，因为韩半岛的主体文化是与稻作文化文化一同由域外传来的，解释不了稻作文化的来源问题，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释韩文化的来源问题。那么，韩半岛的稻作文化究竟源于何处？韩文化究竟源于何处呢？经过近十六七年的艰苦研究，苑利先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韩半岛稻作文化起源于中国的东南沿海，韩文化中的主体部分当直接源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百越文化。

在本书中，作者从稻作文化、人体装饰、传统服饰、饮食文化、民居建筑、生殖崇拜、婚姻习俗、青铜文化、图腾神话及语言等方面，对韩半岛与中国东南沿海百越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而在整个的研究中，韩半岛稻作文化的来源问题，又是他整个学说的学术切入点。在《韩半岛稻作文化文化探源》一章中，他敏锐地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韩民族地处北亚，这里并不产野生稻，也不适宜水稻的生产，但在这里，稻作文化居然成为韩文化核心中的核心。这就说明这里的稻作文化只能是舶来文化，那么，韩半岛的稻作文化究竟来自何方？他认为如果这个问题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则韩文化甚至韩民族的来源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在这一章节中，作者从韩半岛稻谷品种、生产工具、祈丰仪式、耕作方法等几个方面，对韩民族的稻作文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认为，韩半岛的稻作文化当起自中国东南，而居住在这里的百越民族的传统文化，很可能是韩民族稻作文化的最终源头。在人体装饰和有关服饰的研究中，作者认为韩半岛的“魁首”、“穿脊”及穿“贯头衣”的习俗，饮食方面的食生、食犬、食米习俗以及饮食中的发酵文化等，也都与中国南方的百越文化，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该研究涉及领域之全面，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多见。

这部书稿的最大特点是靠事实说话。每一章、每一节，甚至每个观点，都有自己的材料，都有自己的证据，为了印证韩半岛稻作文化的来源，他使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为了证明韩半岛杆栏文化与中国东南沿海百越文化之关系，他竟从各种古籍中勾沉出数十条文献资料，与韩语进行语音学的比较，体现出了他治学严谨的一面。

在研究中，苑利先生的许多结论都是很富新意的。如他在韩日语比较研究一章中认为：既然韩、日民族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是百越后裔的一支，那么，许多古俗在他们的语言中，也应有所残留。考之日语，他发现“干将”、“莫邪”、“欧冶子”（欧冶）等并非单纯人名，而是某些习惯称谓。如“干将”的原意是“铁匠”，“莫邪”的原意是“媳妇”，而“欧冶子”或“欧冶”的原意则是“老爷子”或“我老爹”。考之韩语，《吴越春秋》中一些令人不解的名词，也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如书中的“物卢之矛”原来就是韩语的“铜矛”；书中炼铜之所“铜姑渎”原来就是冶炼金属的熔炉；书中的“葛党”原来即是韩语的“佩刀”等等。

苑利先生在韩民族文化来源问题上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突破，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他研究视野的开阔。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以往人们研究韩国史利用最多的当是典籍。但这对于研究韩民族史前史来说，未免过于晚近，材料也极为有限。尽管有些学者后来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力图从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等角度，去重新审视韩民族的文化来源，但由于当时中韩两国并无邦交，他们所进行的田野作业，至多也只能局限于前苏联、蒙古等周边国家和地区，而中国南方民族文化与韩文化的比较，始终没有纳入学术先贤们的视野。苑利先生从事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多年，对中国南方百越文化比较熟悉，因此，涉及到韩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稻作文化时，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中国南方百越文化与韩文化的关系问题。

苑利先生强调韩民族稻作文化起源中国东南，但并不否认韩文化中的北方因素，而是说，尽管韩文化中不乏北方因素，但其文化的主体部分，仍是中国南方的百越文化。这一结论是比较科学的。

苑利先生常说：通常，人们习惯于用“盲人摸象”来批评某些治学态度不够严谨的学人，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却对摸象的盲人产生了某种同情亦或好感--尽管开始时他们因某些限制不能较为全面地了解对象，但是他们确实是在踏踏实实地作，实事求是地说，说象是一堵墙也好，象是一根柱也罢，人家说错了什么吗？没有。既然没有，为什么近千年来，摸象的瞎子竟然会遭到如此的攻击？这难道正常吗？求是始于求实，只有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探索下去，莫说是大象，就是泰山，你不也能说出它个来龙去脉么？当今的人太浮躁，当今的社会太浮躁，当今的学术太浮躁，我真幻想有那么一天，大家不再为职称作学问，不再为工资作学问，不再为那点儿被许多人当作“外快”的课题经费作学问，那样，也许才会作出真的学问来。但愿这一天能早日到来。

等拜读了此书再做评断

唉，这位老兄……

      研究较少，不好评论。菀利的大作还未拜读。韩文化受中国各种文化的影响是必然的，其中自然有百

越文化。至于有没有这么多的联系，不好说。个人感觉恐怕没有。族群比较切忌两项比较，仅两个族群

比较的话，总能找到很多相似性。东北南部挺适宜种水稻的，种水稻必然会有一套相似的耕作技术，这

是水稻的自然属性决定的，是一种功能性文化特征。功能特征是不能作为族群比较项目的，比如全世界

的大部分民族都制陶，都会做圆形的陶碗，陶碗是功能性的器物，不可能说两个地方都做陶碗，所以他

们有什么联系。因此千万别夸大稻作文化在族群辨认上的作用。韩人南来，有可能，我们需要找确实的

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