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通史》——僚人不可不读的历史

第四节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

本世纪20 、30年代，左、右江壮族地区工农业基础还是很薄弱，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是广西有名的地瘠民贫地区之一。在右江，称得上比较大的企业只有那坡电力公司、百色日光电灯公司、恩隆县电灯米机厂等，总资本也不过10 多万元。至于“工业在左江方面，可以说没有，商业亦极衰落。”农业方面，耕作方法也很落后，粮食产量低，水稻平均亩产仅200 斤左右，比全省平均亩产低l/5 ，缺粮户占农户90％以上，工人、农民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正如邓小平1931 年4 月9 日向中共中央报告所说的“右江穷，贫农在耕种时多无饭吃，又无钱买…… ，口用品极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创建起来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在斗争环境艰苦复杂、形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为保证军队和政府机关供给，安定群众生活，军队和各级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在2 年多的时间里，非常重视财政经济工作，成立专门机构，研究制定政策，以发展生产，开辟财源，保障供给，为巩固和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建立财政经济工作机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后，军队中设立属司令部领导的经理处，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财政委员会。军队中的经理处负责协调、领导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收入，筹措军饷，保障军队供给等。地方县以上财政委员会负责经费预算和决算，收取各种经费、捐借以及罚没款等。区、乡财政委员会负责管理本区、本乡公有收入的财政，支配本级苏维埃政府的开支，管理没收得来的财产，征收本辖区内的统一累进税等。

（二）制定财政经济政策。红七军、红八军的实施政纲明确提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苏维埃，分给农民”, “取消一切政府军阀的捐税”, “实行累进税，并由苏维埃制定标准”, “没收反革命财产，交苏维埃政府处理”, “保护交通和商人营业”等条款。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对红军的实施政纲“誓以十二万分的热情和奋斗，于最短期间实现之”，并根据各县的不同情况，制定了落实政策措施。

1 ．废除苛捐杂悦，实行工商统一累进税的政策。工商累进所得税的标准按资本额收1％到10 ％不等；农业税除征收单一税5％外，按累进税原则征收其剩余的40％至70%不等，直至特别征收。从长远看，累进税虽然有不合理的因素，但它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财政制度建立的标志，最大限度地减轻了人民负担，调动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2 ．打土豪筹饷和向群众筹集款项的政策。根据地创立初期，各项建设事业经费不足，土地又没有分配给农民，要农民承担经费开支非常困难，所以多数经费来源要靠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来解决。右江苏维埃政府在《右江苏维埃各级政府组织与职责》、《土地法暂行条例》等文件都有对这条政策的执行进行说明。对豪绅地主与中、小地主，反革命分子，反动商人与一般商人严格区分政策界限，即对土豪劣绅和反动地主坚决全部没收其土地财产，罪大恶极的予以处决；对中小地上和富农采取摊派的办法；对于勾结反动势力的大商人实行罚款，并收缴他们的武器；对一般商人则采取征悦的政策。向人民群众筹款实行的是合理负担，以有钱多的多出，钱少的少出，没有钱不出为原则。为此，右江苏维埃政府在1929 年12 月曾颁布了《合理负担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了合理负担的内容及办法。

3 ．收取鸦片过境税的政策。左、右江地区是云南、贵州的烟土销往广东，香港以及东南亚等地的主要通道之一。收取鸦片过境税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红军和各级苏维埃政府，对过境贩运鸦片的商人采取加重征税，以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同时，又与贩运鸦片商人签订协议，要他们从外地转运日用品到根据地来（这样做只是权宜之计，不能成为长久的财政来源）。

4 ．没收地主豪绅土地与分配土地的政策。没收地主豪绅土地范围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无条件地、坚决地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财产。二是没收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财产及土地，但对富农如能遵守一切法令政纲的可以不没收其土地。三是带有封建剥削性质的土地与财产，如祠堂、庙宇等，必须坚决没收。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对没收地主豪绅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制定了标准，即：勾结一切苏维埃之敌（即一切反革命）或与之作侦探或在经济上帮助敌人者；阴谋企图倾覆苏维埃政权者；反抗苏维埃政府法令者；进行反苏维埃政府的小组织等。凡构成犯有以上一条者，均属被没收土地和财产之列。对被没收得来的土地和财产如何分配？一般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地主的土地归原佃农耕种；二是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三是共耕。

（三）抓财政收入。为保证红军的供给和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经费的开支，红军和各级苏维埃政府通过“取之于敌”和“取之于民”的办法来解决财政收入问题。

“取之于敌”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1 ．收缴国民党政府的财产。如张云逸利用他担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和南宁警备司令的职务，掌管了南宁的金库和军械库。1929 年10 月，他率部进驻右江时，把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当局的一批资财运往右江，作为百色起义成立的红七军的经费支出。张云逸进驻右江后，以右江督办的名义通知右江各县县长和税务局长将各县库存的税款上缴到督办。此次征得税款几万银元。百色起义后，这笔经费成为红七军的财政收入。

2 ．收缴帝国主义非法占有的财物。红八军在龙州收缴了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内非法占有的财物15 万多元。后又在海关、教堂等收缴了4 万余元。

3 ．战场缴获。1930年4 月30 日，红七军在贵州榕江县城打了个大胜仗，缴获敌人资财l0万余元和武器一批，解决了部队经济困难和武器不足的问题。

4 ．打土豪筹款。这是根据地创建初期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不仅能解决部队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供给，而且也有力地削弱了地主豪绅阶级的经济实力。如红七军攻打镇结县城时，没收得土豪劣绅银元20担；红八军处决龙州县大土豪、奸商谢吉秋、“清党”委员欧文俊、闭钰达等，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计得黄金2O0余斤，光洋10 万余元，烟土500 余箱。

“取之于民”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1 ．征收工商税。工商税主要是征收鸦片过境的高额税款和商业税。商业税征收数额依商户资本大小而定。资本大则税率高些，反之，税率就低一些。

2 ．征收农业税。在右江地区实行累进税的办法，由苏维埃政府按各人生产量交5 % ，有余粮的则另行征收。在左江地区则按年产总额15 ％征收。

3 ．向商户筹借。红七军成立初期，主动与百色城各大商户联系，动员他们捐借款物，共筹借得钱数千元以及大米20000 多斤，果德县苏维埃政府为解决军粮问题，借得果化圩农民卢桂龙粮食1000 余斤。

4 ．群众捐献。这充分体现了根据地人民群众对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拥护和支持。红七军第三纵队主要由东兰、凤山两县的农军组成，部队条件艰苦。为解决部队经费问题，纵队司令韦拔群发动群众捐献财物支援红军。纵队警卫排长冉大鹏响应号召，从家里拿来100 元光洋支援苏维埃政府；恩隆县桥头区黄卜南献银400 余元，支援红军伙食；红八军进驻云南省的剥隘休整时，得到当地商人和人民群众捐献3000 余元和衣物一批。

5 ．开辟农贸市场，增加税款收入。为反对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1932 年春，红军右江独立师师长韦拔群亲自指示在西山的弄览和大弄京开设圩场。虽然敌人严密封锁，但外地群众及商贩仍千方百计将粮、油、盐、火柴等物品拿到这些圩场出售，解决了红军不少困难，有力地支持了红军开展反“围剿”斗争。百色县相仁乡苏维埃政府在那巴村开辟市场后通过税收，解决了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和赤卫军的供给，还方便了当地群众对生活日用品的需求，深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左、右江地区的经济比较落后，红七军、红八军和各级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把发展经济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发展农业生产。百色、龙州起义后，红七、红八军都颁发了目前实施政纲，提出实行土地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等政策。右江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土地问题决议大纲》等文件,规定了土地分配标准，在许多地方实行了土改，给农民发放土地使用证等。邓小平同志还亲自在东兰县东里屯开办共耕社，进行试点，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高涨，早出晚归，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增加肥料，当年粮食增产丰收，产量比1929 年增产3 成。全屯13 岁以上每人分得穗谷800 斤，13 岁以下分得200 至500 斤。全屯留下10000斤作公粮，有力地支援了红军。

恢复工业生产。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工业企业很少，但手工业、商业、内河航运业等相当发达。红七军、红八军和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从维护工人正当的利益出发，制定政策，恢复生产，增加经济效益。红七军、红八军成立后，注意保护商人利益，左、右江沿岸商业比较发达的百色、田州、平马、龙州、崇善等主要县城商店照样营业；码头工人、航运工人通过学习“增加工人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不得随意开除工人”等政策，生产积极性高涨，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作战。在平马镇，开设了一间熔炼厂，加工银元、银锭，解决了部队和苏维埃政府的部分资金。但由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存在时间较短，作战频繁，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还很有限。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它建立有严格的财政纪律，合理使用财力，使有限的资金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五节 土地革命后期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1932 年冬，在新桂系集团连续两年的“围剿”下，中国工农红军右江独立师遭到重大损失，主要领导人韦拔群和陈洪涛相继牺牲，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受血洗而丧失。但是，革命火种没有熄灭，幸存的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一直在农村坚持武装斗争。至抗日战争前夕，桂西地区和滇黔桂边区的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在持续5 年的游击战争中不断发展，先后在桂黔边和滇桂边的20余个县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

一、恢复和发展右江下游地区党组织和坚持武装斗争

1932 年冬，韦拔群、陈洪涛牺牲后，中共右江特委和独立师党委遭受重大破坏。当时，右江特委委员、独立师党委常委、右江下游临时党委书记黄松坚（黄明春）在果德与思林交界的临委总部“洋楼岩”，与临委常委陆浩仁（壮族）等研究，决定组织“打狗队”，惩罚叛徒，制止敌人肆虐，保护革命骨干。1933 年l 月7 日，将右江下游临委改为右江下游党委，继续领导右江地区革命斗争。新党委由黄松坚〔书记）、陆浩仁、滕国栋、黄书祥、黄大权（均为壮族）等组成。滕国栋仍任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主席。党委对革委会掌握的红62 团的部分队伍和赤卫军进行整顿，改变斗争策略，组成灵活机动的小队伍，主动打击敌人。

1933 年2 月，陆浩仁、滕国栋、黄永琪（壮族）等右江下游党委、革委会成员，到果德县同县委书记黄书样等一道开展工作。在该县的弄旧屯恢复农民协会组织，培养积极分子入党，建立革命武装、惩办了一批特务和反革命分子。3 月，黄书祥到思林县第二区竹梅乡建立一支20 多人的农民武装，领导群众开展反抗地主抢占耕地的斗争。5 月，黄书祥在那除屯被敌人包围，突围时不幸牺牲。右江下游党委委员黄大权闻讯后，立即率领向都北区武装赶来将竹梅乡农民武装重新组织起来，继续坚持战斗。同月，右江下游党委派黄大权到滇桂边工作。黄大权在向都与天保边界地区，组织了有30 多人的“共产青年同盟会”。不久，黄大权转到向都南区和靖西等地开展活动，不幸被叛徒出卖，黄大权等4 人于6 月4 日在天保县那样屯附近被捕，8 月4 日在天保县城英勇就义。1933 年7 月，根据右江下游党委指示，陆浩仁到都安东部夷江区，与上一年到那里的红军连长谭志敏（壮族）一起开展革命活动。

1934 年7 月上旬，中共右江下游党委在果德县三层更召开会议。因黄松坚将离开右江下游地区到滇桂边工作，会议决定撤销中共右江下游委员会，成立以陆浩仁为书记，滕国栋、黄永琪为常委的中共果德中心县委，负责领导右江下游工作。会后，黄松坚带领黄德胜（壮族）等10多名军政干部前往滇桂边的九弄开辟新区。

同年10 月中旬，黄松坚在云南省富州县（现富宁县）壮族聚居的多立寨召开党的会议，成立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领导右江地区和滇黔桂边区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会议选举黄松坚为中共滇黔桂边临时委员会书记，黄德胜、韦纪、赵润壮（均为壮族）等为委员。同时，成立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黄庆金（壮族）任主席，黄德胜、朱国英（壮族）任委员。边区临委决议在右江分别建立以广西的东兰、向都和云南的九弄为中心3 个游击根据地。决定把九弄的队伍编为滇黔桂边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梁振标（梁超武，壮族）为司令，黄松坚为政委，黄德胜为参谋。还决定派韦纪和黄庆金到右江下游地区协助组建红军游击队第二联队。

二、九弄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劳农游击队的反“围剿”斗争

九弄地区是云南省东南部富宁县和广南县交界的山区，与广西的那坡、靖西、德保、百色、隆林和贵州望漠等县接壤。居住着壮、汉、苗等各族人民，其中壮族约占80％。早在20 年代后期，党就在这里领导农民运动。1932 年冬和1933 年夏，党又先后派韦纪、李绍础、韦天恒、朱国英、滕静夫、岑日新、赵润兰、李修学（均为壮族）等干部到这一地区的谷拉、多黎等村进行革命活动，初步组成了一支农民武装，

九弄山区原来是绿林武装梁超武的势力范围，梁部有50一60 人枪，国民党奈何不了他。1934 年7 月，党派黄德胜同梁超武打交道，两人结拜为兄弟，黄对梁及其部属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使梁超武等人逐步提高了阶级觉悟，愿意接受改编参加革命，积极协助共产党开辟九弄游击根据地．1934 年10 月，黄松坚带领红军游击队进驻九弄后，同收编的梁超武部合并，共有200多人枪，增强了革命武装力量；同时着手清除了九弄游击根据地周围的土匪和反动民团势力。

在游击区，黄松坚等十分注意做好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谷留寨有50一60 户壮、汉族农民，分成两个宗派，经常发生械斗。经过游击队的教育，使他们团结起来，投入反“围剿”的斗争。对各乡长、保甲长和上层士绅，采取打击反动头子、争取中间分子的斗争策略，从而团结了多数，孤立了少数反动分子。对待商人坚持交易自愿、买卖公平政策，使他们放心照常营业、主动组织货源供应红军的需要。

滇黔桂边区革命政权和群众组织的成立，根据地日益发展，引起了云南省地方实力派龙云的恐慌。1934 年11 月底，龙云派广南县警备军何彩部的副司令农志猛率警兵一营向九弄根据地中心进行第一次“围剿”。我劳农游击队即上山隐蔽设伏。12 月5 日，敌人进到谷留寨，我留下的地下交通员莫杰（壮族）装聋作哑，被敌人割去1 只耳朵，强迫他带路。敌人被引入我伏击圈后，被第三联队冲杀得溃不成军，退到谷留寨时只剩下120 多人。恼怒的敌人杀害了莫杰这位英勇的交通员。

不甘心失败的敌人于1935 年l 月中旬，又派出了滇桂军两个团，以及富州、广南、靖西、那坡、天保、百色等县民团4000 余人，分三路包围九弄中心根据地。为保存实力，劳农游击队把主力撤到弄甲一带隐蔽，另由黄德胜率一部分队员杀回谷留寨，以扰乱和迷惑敌人。敌人找不到游击队，便严密封锁谷留寨，杀人放火，抢劫财物，造谣“九弄共匪已消灭”。中共滇黔桂边临委以政治和军事两手反击敌人。政治上，让游击队员和地方交通员利用亲友关系，在同一时间里把党的抗日救国传单寄发给国民党的军、政、警机关和头目，进行宣传战；军事上，于当年1 月30日出其不意攻打岩凡，一举歼灭守敌，当场镇压了反动联保主任兼民团头子莫生宠。敌人的“围剿”又告破产。

1935 年5 月，黄松坚前往上海向党组织汇报工作。1936 年，滇黔桂边区临时党委决定，把劳农游击队改为边区革命游击队，政委由滕静夫接任。

三、右江上游党组织的重建和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1934 年冬，在东兰西山坚持斗争的黄举平等，经右江下游党委的同意，于1935 年初重建中共东兰县委，黄举平任书记，陈卜保（瑶族）、黄世新、韦金芳（均为壮族）等任委员。下辖东山、西山两个支部，50 多名党员。为了推动革命的发展，1936 年2 月10一14 日，黄举平、梁乃武（张宪，壮族）在西山弄岩垌组织召开了有30 余人参加的会议，成立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黄举平任主席（后黄世新接任主席），陈国团、黄唤民、覃桂芬（均为壮族）等为委员。

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建立后，组织了4 个暗杀队，每队10 多人，快枪10 支。暗杀队先后镇压了黄屦端、黄裕昌、陈庆绵、陈八等一批反动的局董、乡长和土豪，狠狠打击了反动分子，鼓舞了革命人民。到1936 年初，右江上游革委会领导的革命组织遍及广西的东兰、凤山、凌云、乐业、南丹、河池和贵州的册亨、荔波等县。1936 年3 月15 日，右江上游革委会发表了《敬告群众书》 ，揭露国民党军阀的“主义是三种杀民主义，国民党是卖国卖民的党”，指出“共产党是为我们谋利益的唯一政党”。号召右江群众“决醒起来，……热烈加入革命阵线，……消灭我们共同的一切敌人一一土劣、资本家、军阀、国民党，驱逐帝国主义出华…… 建立苏维埃的政权。”4 月11日，右江上游革委会又散发了《反对李、白军阀抽丁传单》。

4 月17 日，右江上游革委会在东兰县西山召开了上游各县革命同志代表大会。大会就巩固与扩大革命组织，开展白区工作、宣传工作、军事工作、肃反工作、瓦解敌人工作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和部署，指出要“洗刷自己的一切弊病”, “斗争要有策略，要有适当正确路线，不要育动，不要犯左右倾”。5 月9 日，右江上游革委会又印发了《告民团特种队、后备队、预备队的兄弟书》，号召民团团丁及特种队、预备队的队员们不要当国民党军阀的炮灰，要站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方面来。

5 月中旬，右江上游革委会按照上年冬滇黔桂临委的决定，将所属的革命武装统编为右江上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由黄世新任队长，黄举平任政治委员。至年底，联队成立了两个游击大队共300 多人。

1936 年7 月27 日，在西山弄岩垌召开上游各县的党代表会。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右江上游中心县委，由黄举平（书记）、梁乃武、韦士新、黄世新、陈国团、黄桂南、黄生福、王文生、韦运样（后3 人亦为壮族）等组成；中心县委下辖6 个党支部，领导着东兰、凤山、百色、万岗、南丹、天峨、河池、都安、凌云、乐业、荔波、那地等县、区的革命工作。

四、右江下游党组织坚持的革命斗争

1934 年7 月，中共思林、果德中心县委建立后，8 月上旬便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心县委从三更突围，转移到思林的那营、弄那山区，随即派出小组去活动。陆浩仁去都安，滕国栋、赵世同相继到那马，梁乃武到新设置的平治县黎明区，开展地下活动。不久，革命活动便发展到那马的杨圩乡及都安、隆山、武鸣等县交界地区。

1935 年初，中共思、果中心县委在思林成立了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主席为滕国栋，委员有陆浩仁、赵世同、韩平波、黄水琪、李凤彰、黄绍谦（均为壮族）等。革委会着手整顿在右江各地分散活动的小股游击队，然后把活动在向都、恩隆、思林、平治、都安、武鸣一带的游击队编为第二联队，黄绍谦任队长，李克（壮族）任政委。同年夏，第二联队第一中队从恩、果、向、思交界的百陇地区转移到敬德、天保、奉议三县交界地区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

1936 年4 月初，右江下游革委会成员韩平波、梁乃武在思林县槐梅村召开下游各县农民运动代表大会。大会审查了过去的工作，讨论和决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并改选了右江下游革命委员会，主席仍为滕国栋。会后，革委会于4 月5 日印发《广西右江下游各县农民革命运动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广大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和团结起来，为反帝抗日、打倒国民党军阀、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

1936 年7 月13 日，中共思、果中心县委书记陆浩仁、常委滕国栋等6 人到思林县六孔村检查布置工作，当晚均被叛徒谋害。中共思、果中心县委因此解体。委员梁乃武转去平治，赵世同上黔桂边，黄永琪到万（冈）凤（山），李凤彰回那马，继续坚持斗争。8 月22 日，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长黄绍谦，在向都的巴麻屯召开干部会议时，也被叛徒杀害。国民党民团武装又突袭巴麻屯，游击队仓促撤退。陆浩仁、黄绍谦等人的牺牲使右江革命事业又受到一次重大的损失。

五、黔桂边党组织的恢复和革命活动

1934 年冬，黄举平得知中央红军已进入贵州边界，便派黄唤民、黄伯尧（均为壮族）等3 人去贵州联系。当他们赶到贵州贞丰县时，红军已出贵州进入云南，尾追红军的国民党部队，封锁了去路，3 人只好撤回。他们回到贵州贞丰后，决定做该县实力派王海平的工作。王海平因与国民党军阀有矛盾，过去与红八军一纵队打过交道，其部属在参与进攻凤山革命根据地遭失败后，对革命有一定的认识。王海平同意牙永平、韦国英（均为壮族）领导的游击队在其地盘活动，并拨出邑口渡给游击队收税，每月还给光洋200元。为避免国民党追捕，王海平还同意部分游击队干部在其部队中任职。这是党的统战工作的胜利。

1935 年春，黔桂边的革命工作已有较大的发展，黄举平便把黔桂边委和革委的工作交由韦国英（军事委员）负责，他与黄唤民、黄伯尧等回东兰西山恢复东兰县的工作。但在黄举平等离开黔桂边后，由于韦国英只抓游击队工作，忽略党的组织工作，至此黔桂边党的工作陷于停顿。1937 年1 月，赵世同由思、果转到黔桂边，在乐业县雅长乡六旺屯重新建立中共黔桂边委，并任书记。至抗日战争前夕，边委领导的游击队和农民武装达1000 多人。

六、桂西区特委的成立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6 年11 月7 日，中共广西省工作委员会在贵县三里罗村成立，陈岸为书记。11 月底，广西省工委派巡视员林鹤逸（何云）到右江与广西省工委委员、右江上游中心县委黄桂南取得了联系。12月21 日，中共广西省工委指示右江上游和下游两个革命委员会，合并成立桂西区抗日救国分会筹备会，并发表了《桂西区抗日救国分会筹备会成立宣言》，要求各县、区、乡、村革命委员会分别改为县、乡、村抗日会和抗日小组，赤色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同时，制定工作大纲，号召桂西区各党各派应“团结一致，举起拳头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以及汉奸卖国贼们”，要求各党各派所有的敌对行为应立即停止。12 月底，中共广西省工委再派巡视员林鹤逸去右江巡视，林鹤逸在田东县七里山区那朋屯召开右江各地党组织领导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建立中共桂西区特委，由黄桂南任书记，黄举平、赵世同、梁乃武为委员。桂西区特委的建立，使右江地区及滇黔桂边区的革命斗争实现了统一领导。

1937 年1 月22 日，中共右江上游中心县委在西山弄水垌召开各地党的负贵人代表会议。27 日，上游中心县委就会议决定的问题发出了《广西桂西区上游中心县委通告（第一号）》 ，明确提出了积极投入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建立抗日义勇军和抗日群众团体的任务。会议指出，这次会议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决定要在各地大力发展党员，避免关门主义。关于转变工作方法问题，会议强调，党员要进入抗日团体及任何公开的群众组织，并在其中起领导核心作用，要找社会关系以掩护公开活动；党组织关系在纵横交错中，要防止敌人及叛徒破坏，除武装队伍仍居偏僻之处外，领导机关和党员应在工作便利的地方。2 月，在中共广西省工委指示下，中共桂西区特委把右江上游中心县委改为东兰中心县委，领导成员不变（书记黄举平），并组建了中共那马中心县委和天（保）、向（都）、田（东）中心县委，书记分别为徐泽长、韩平波。至此．桂西区特委下辖有东凤、那马、天向田三个中心县委和滇黔桂临委（负责人黄德胜）、黔桂边委（书记赵世同）以及各县的支部。4 月，中共广西省工委为了贯彻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从桂西选派一批干部到香港中共南方局去受训，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1937 年3 月22 日，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给桂西区特委发指示信，要桂西区特委与国民党广西当局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百色谈判”。当时，该特委成员有的赞成，有的反对。9 月，南委（9 月正式成立）派尹林平、高朗如和中共广西省军团书记刘敦安到桂西区指导谈判。后在尹林平和刘敦安已离开桂西的情况下，桂西区特委书记黄桂南借口谈判已无法停止，擅自继续进行谈判，将滇桂边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韦高振部和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二联队黄彪部共2000 多人、600 多支枪拉出来参加“改编”。由于赵世同、黄举平等人拒绝交出武装，因而黔桂边的省边独立营、右江上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右江下游赤色游击队第一联队和滇桂边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梁振标部得以保存下来。同月，韦高振和黄彪两部分别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第九独立团，韦、黄分任两团团长，黄德胜、李修学分任两团政委，黄桂南被委任为百色区民团指挥部政训组上尉组员。11 月中旬，两团队伍在田州镇集结整训。这时，黄德胜劝韦高振不要上国民党的当，被韦杀害。黄桂南接受国民党的任命叛变革命，投靠国民党（1938 年春被中共广西省工委开除党籍）。次年春节后，两团队伍到达安徽，被国民党编散瓦解。队伍中的中共党员黄国楠、朱鹤云（均为壮族）等20 多人逃出虎口，后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中共党员李修学、苏廷僚、黄振成（均为壮族）等则回右江地区坚持斗争。

第六节 抗日战争时期壮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全面抗战爆发，壮族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蓬勒开展

1937 年7 月7 日，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发动进攻，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中华民族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京政府任命桂系的白崇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国民党广西当局提出焦土抗战口号，在全省进行动员，征集壮丁，扩编部队。仅月余，即征集新兵10 余万人，大批壮族青年从军，奔赴抗日前线。

为了推动广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7 年7 月，中共广西省工委在横县召开郁江区党代表会议，代表主要来自横县、永淳、宾阳、武宣、贵县、来宾、上林、邕宁、武鸣等壮族聚居区的党组织，会议讨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等问题。8 月，中共东兰中心县委（书记黄举平）在万冈县西山水洞召开所属各县党员骨干会议，与会人员共90 余人，大多是壮族。会议决定广泛建立抗日救国组织，利用社会关系开展合法斗争，派党员到国民党的乡、村政权各部门开展统战工作，推动乡、村长抗战。中心县委广泛印发有关抗日救亡的材料，在壮族聚区的东兰、万冈、凤山等地的人民中进行宣传。不久，中心县委又举办党员训练班，使大家明确今后党的工作要以抗日为中心，建立乡、村抗日救国会，组织青年抗日同盟，发展抗日武装。其后中心县委所属各级党组织将所掌握的武装改名为“抗日义勇军”，工农群众组织更名为“抗日救国会”。全省各地党组织发动党员和进步分子积极参加各种公开的抗日民众团体，从中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1937 年至1938 年间，广西各地党组织选送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其中不少是壮族，如廖联原、陆地等。抗战初期，国民党广西当局对抗战表现了一定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动员民众抗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广大壮族地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蓬勃开展，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南宁市就成立了各界抗战后援会、学生救国会、青年救国联合会、妇女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中共南宁文化支部组织成立南宁业余剧团，此外还有乐群声歌协会等抗日文化团体．这些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以墙报、歌咏、话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举办义卖、义演、义捐活动，献金劳军，支持前方将士抗战，还发动群众抵制日货。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进步学生在各校组织起“晨呼队”，每天早上走上街头，伴着晨曦高唱抗日歌曲，高呼抗日口号，造成了广泛的抗日影响。

1937 年l0月，广西当局组建广西学生军〔沿称第二届广西学生军），共300 人，壮族青年约占1/4 。学生军中有中共党员10 人，其中韦廷安、蒙谷等人是壮族，后来，壮族青年甘怀勋在学生军中被吸收入党。翌年3 月，学生军抵达安徽抗日前线，进行了艰苦的战地宣传和救护工作，并派代表团回广西，在桂林、南宁等地宣传前线将士英勇抗敌的事迹。1940 年3 月，学生军中共党支部带领部分进步青年撤到淮北新四军根据地继续抗战。

1938 年10 月，广州、武汉沦陷后，广西三面临敌，国民党广西当局为了利用青年学生发动群众，支援正规军作战，以保卫广西，组建了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共4200 人，分3 个团，其中第三团主要由南宁、宾阳和左右江地区的壮族青年学生组成，仅养利、万承、雷平3 个县就有百余名壮族青年参加。第一团也有部分柳州、河池地区的壮族青年。根据中共广西省工委的指示，各地党组织选派近100 名党员参加这届学生军，其中有部分党员是壮族，多数党员担任了学生军的班长和中队、大队、团的政治指导员。学生军集中于桂林集训期间，邀请了叶剑英及郭沫若等知名人士到各团讲演。训练结束后，学生军各团分赴广西各地。第三团到桂南壮族地区，深入城镇、农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学生军通过墙报、标语、戏剧、报告会、座谈会、歌咏会、家访，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还举办识字班、文化补习班、青年读书会，把群众组织起来，然后组织抗日游击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开展缉私、锄奸等活动。

1939 年春，国民党广西当局鉴于战争的危急，命令各地组织战时工作团。广西地下党组织趁机选派党员和进步分子进入“战工团”，利用这一公开合法机构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中共南宁特支通过关系，派地下党员梁寂溪加入南宁民团指挥部，任政治指导员，负责做南宁区民团指挥官梁瀚嵩（壮族）的统战工作，使之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支待地下党在南宁各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国民党中宣部命令其各地党部清查中共党员，防止各地共产党活动。梁瀚嵩认为中国共产党真诚抗日，对此命令不予理会。同年夏，一批爱国华侨捐献给延安的药品和其他物资运经南宁时，梁瀚嵩允许安全通行。这批物资在庆远受阻后，他又打电话疏通，要求立即放行。同年11 月，成立南宁“战工团”, 梁瀚嵩自任团长，梁寂溪任副团长，全团100余人，基本上是由进步分子组成，内有中共党员15 人，成立了党支部，由阮集群（壮族）任支部书记，其他党员分别担任队长、秘书、干事，负责对“战工团”的具体领导。“战工团”成立后，分赴邕宁、上思、扶南、绥渌、同正、隆安等壮族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破坏交通，慰劳前方将士，积极组织自卫武装，准备抗击入侵日军。战工团的成员，有的原是地下党教育的积极分子，有的是战地涌现出来的进步青年，其中有不少是壮族，有10 多名壮族青年在战工团中受到教育，不久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国民党桂系集团玩弄政治上的两面手法：一方面保持与中共上层的合作关系，容纳各方进步知名人士来桂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以提高其声誉与地位，另一方面又害怕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发展，因而，千方百计地加以压制和摧残。1937 年8 月，他们借王公度案捕杀中共地下党员2 人。9 月，破坏中共郁江特委，逮捕党员16 人。11月，在百色国共和平谈判中，以欺骗手段，改编桂西游击队主力，致使2000 余壮族为主的革命武装被瓦解。由于赵世同等人的反对，一部分革命武装得以保存下来。1938 年3 月，黄松坚调回广西，担任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整顿广西党组织。5 月，国民党广西当局逮捕黄松坚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巡视员莫西凡等6 人（后经营救释放）。6 月又逮捕并杀害了中共那马中心县委书记徐泽长（壮族）等4 人。1939 年6 月，又制造田东那恒事件，逮捕中共向都中心县委书记韩平波〔 壮族）等党员12 人，其中被杀害6 人。这一系列破坏活动，严重摧残了广西特别是桂西壮族地区的中共组织，破坏了广西的坑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一次暴露了桂系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真面目。

二、日军第一次人侵广西后壮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1939 年11月，日本侵略军为了切断广西通往越南的国际交通线，从钦州湾登陆，第一次入侵广西。日军先后占领南宁市及桂南19 个壮族聚居县达1 年之久，对壮、汉各族人民进行了野蛮残暴的烧杀掳掠。据不完全统计，被杀害的群众达11147 人，受伤2161 人，失踪3986 人，被毁房屋财产难以数计，壮族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失。

日军入侵广西后，国民党爱国军队在昆仑关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击毙日军中村正雄旅团长以下4000余人，俘敌100 余人．国民党军亦付出惨重代价，将士阵亡5500 余人，伤11000 余人。在桂南会战期间，壮族人民踊跃支前。学生军和“战工团”发动群众破坏道路，阻敌运输，为部队当向导，运送粮草弹药，组织担架队，运送伤病员等。学生军还配合正规部队，以武装打击敌人，共进行大小战斗130 余次，给日军以有力打击。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党员积极加入广西当局在各地组织的军民合作站，发动壮、汉各族群众协助部队解决住地、给养、运输、慰劳等间题。在昆仑关战役中，仅宾阳县就动员14 万余人支前。中共地下党员在南宁郊区、邕宁、武鸣、上思、绥渌等壮族地区，组织抗日队伍，打击日军。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和影响下，邕宁县八尺江流域的四美村、蒋村、新丁村、乌兰村的几个壮族爱国知识分子（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号召群众，组织起400 余人的壮族农民抗日游击队，英勇地抗击驻南宁市的日军，一年间，作战100余次，毙伤敌军200 余人，多次击退日军进犯，保卫了家乡，被誉为桂南抗战的四个模范村。

1940 年9 月以后，侵桂日军分批入侵越南。国民党广西当局面临的日军威胁有所缓解之后，在蒋介石的拉拢利诱之下，参加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 年l 月，迫使驻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撤销，勒令桂林文化城一批宣传抗日的进步书店、报刊停业停刊。6 月，解散广西学生军。1942 年制造“七?九”事件。1943 年又制造“一?一三”事件和“一?一五”事件，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广西各地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在困难情况下，广西地下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省工委书记钱兴和代理副书记黄彰分别在钟山县英家和来宾县大湾建立工作据点。1943 年3 月，黄彰在武宣县通挽乡召开桂中南、桂西南部分党员骨干会议，确定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桂西和中、越边境广大壮族地区，大力恢复发展左、右江革命老区的党组织。会后，选派杨烈、黄耿、梁游等到左江，覃桂荣、区镇等到右江，随后，莫一凡等亦到左江地区工作。在此前后，中共广东地下党也派了部分党员到靖西、上思县工作。上述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积极培训骨干，恢复发展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并通过统战关系，成功地争取了国民党广西省参议员、乐业人陈德雍，万冈县参议会副议长黄克（均为壮族）等一批国民党中下层人员，使他们支持地下党的活动。通过统战关系，一批地下党员成功地打入国民党各级管、教、养、卫机构。都安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基层组织任职的有26 人，约占党员总数的一半，为在日军入侵时领导壮、瑶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斗争打下了基础。

三、日军第二次人侵广西后，壮族人民的抗日游击斗争

1944 年春起，日军为打通从中国大陆到东南亚的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9 月，日军由湖南、广东两面向广西进攻。面对强敌入侵，国民党军只图保存实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到12 月，广西80余县市沦陷，大好河山再度落入敌手，人民群众惨遭蹂躏。日军所到之处，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壮族聚居的思乐、明江、宁明三县就有11147 户人家受害，受残害人口68007 人，耕牛损失2032 头，房屋被毁8082 间，其它财产损失难于数计。忻城县被杀害群众达1056 人，重伤380 人，失踪147 人，被毁民房268 间。上林受害者8821 户，被杀2061 人，受伤1 646 人，被毁房屋1466 间。

在日军侵桂前，中共中央南方局派人到柳州，通过关系向中共广西省工委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要求广西省工委，在沦陷区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宣传和组织抗日武装斗争。根据这一指示，广西省工委作出决定，提出一切为了建立抗日武装，一切为了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最高的要求是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日军入侵广西后，壮族地区的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通过统战关系，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建立抗日武装，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其中抗日武装斗争较活跃的壮族地区有：

柳北 中共融县特支、桂林文化支部、《柳州日报》社特支三方于1944 年11 月底组成桂北临时联合工委，利用报纸等舆论工具在壮、汉、苗、仫佬等族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动员、组织群众，通过统战关系，取得武器和番号，建立起党掌握的抗日武装，即桂北行署直属警卫队，融县抗日挺进队、挺秀队。很多壮族子弟踊跃参加。这些抗日队伍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地方自卫队，实际上由中共党员掌握着领导权，他们活动于融江两岸，多次袭击日军。挺秀队由中共融县特支副书记莫矜（壮族）领导，共100 余人，多次与日军作战，打死打伤日军30多人。挺进队后来发展至800 余人。1945 年2 月5 日，该队在大扁洲截击日军船队，缴获盐船10 余艘；29 日，又在高沙、滩底一带，协同国民党抗日军队歼灭日军、汉奸武装400 余人。此外，活动于融县地区的抗日武装还有抗日忠勇队、西隅抗日自卫队等。

桂西北 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选派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国民党基层政权组织，担任乡长、副乡长等职，利用公开合法名义，建立起几支党掌握的抗日队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共党员覃宝龙（壮族）和进步分子领导的宜山县永定抗日游击队。还有宜山马洒抗日游击队，河池县光隆抗日游击队，也都是由壮族共产党员领导。另有几支受党影响，由进步分子组成的抗日队伍，如莫江白（壮族）等领导的广西柳庆区抗日游击队，都安拉烈、内甲，宜山九渡抗日自卫队。它们多次袭击日军，取得一定战果。

桂中 中共贵县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途径掌握一批抗日自卫武装．1944 年11月中旬，香江地下党支部书记谭镇邦率大江乡抗日自卫队和群众武装，与横县党组织掌握的抗日武装相互配合，在郁江沿岸袭击日军特遣船队，歼敌百余人，缴获木船18 只。武宣县党组织也掌握几支抗日自卫武装。1945 年l 月25 日，该县东乡党支部发动抗日自卫武装，联合桂平县龙山等地的壮、汉武装群众，在两县相邻的红石矶伏击日军船队，歼敌150余人，使日军数月不敢从黔江水道通行。1945 年2 月初，中共党员韦敬礼（壮族）等为建立贵（县）桂（平）武（宣）来（宾）边区抗日根据地，在武宜通挽乡举行贵、桂、武三县边界人民抗日联防大会，成立联防委员会，发展抗日自卫武装，多次袭击日军。柳江县进步知识青年在党的影响下，组织柳江青年抗日挺进队，对敌作战20 次，歼敌60 余人。贵县达开乡奇石、福庄等村200 余壮、汉族群众，在进步人士廖鹏翥（壮族）领导下，奋勇抗击日军，多次给日军以有力打击。中共党员周可传（壮族）利用其在宾阳区民团指挥部任职的特殊地位，开展统战工作，推动梁瀚嵩组织县、区、乡、村抗日自卫队。上林巷贤青年抗日自卫军大队，与日军作战150余次，歼敌100 余人，俘敌9 人。

桂南 1944 年冬，原中共南路特别支部书记康浪平及一批壮、汉族党员干部，奉党组织之命，回到邕宁南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康浪平等依靠那蓬乡原抗日模范村乌兰、新丁、四美等村的农民抗日队伍，再次反击驻南宁市日军的侵犯，保卫了八尺江流域大片乡村免遭日军蹂躏。1945 年3 月29 日，康浪平不幸被反动派杀害。

1944 年11月，黄彰派人回宾阳重建党组织，组织了桂东南抗日游击区宾（阳）永（淳）革命同志会。在地下党的影响和推动下，通过多种关系建立了抗日自卫队、抗日义勇军和抗日同盟会。这些抗日武装与日军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歼敌一批。中共横县县委利用统战关系，敦促国民党县政府成立战时工作队，由中共地下党员任正、副队长，通过战工队组织武装，打击日军，明江县中共爱店特支在中、越边境建立了抗日武装宣传队和华侨抗日宣传队。中共武鸣特支1945 年春建立有120 人的邓广乡抗日义勇队，与日军作战数次，打死打伤一批日军。在雷平县有4027 人应征支前，参加修机场、道路．运输达78020人次。属于贫困地区的养利、万承、雷平三县各界群众踊跃捐款支前，共计捐法币58 万元。中共防城县党组织建立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共150 人（队员约半数为壮族），活动于中、越边境山区。

在其他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建立了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临阳联队等10 余支抗日武装，并发动了桂东南以及合浦、灵山、小董、防城抗日武装起义，给壮族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以有力的支持。

八年抗战，壮族人民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活动，一大批壮族子弟英勇杀敌，牺牲疆场，后方群众节衣缩食，踊跃支前，壮族人民为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七节 解放战争时期壮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饱受日军蹂躏的壮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渴望休养生息，重建家园。这时，桂系集团却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将其全部正规军开往内战前线，抢夺胜利果实。在省内则横征暴敛和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加上当时壮族地区普遍遭受罕见的旱灾、风灾、虫灾，广大壮族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广西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便指示广东区党委设法和中共广西省工委取得联系，帮助开展工作。1945 年8 月和1946 年8 月，广东区党委先后派魏南金、陈枫、李福海到桂东、桂林、柳州一带工作。1946 年4 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广西籍干部廖联原（壮族）、黄传林按党中央原来的安排，返回广西工作。抗战胜利后，中共广西省工委和其他系统在广西的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领导各族人民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斗争；同时，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大力培训骨干，积蓄力量，打下深厚的工作基础，以待时机成熟，开展革命武装斗争。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壮族人民踊跃投入反美反蒋斗争的行列。抗战胜利后，钦县、防城抗日游击队（其中壮族子弟约占半数）即转入自卫武装斗争，并配合转移到十万山区的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沿称“老一团”）创建十万山游击根据地，1946 年1 月，在壮族聚居的防城县垌中乡建立十万山区第一个革命政权。5 月7 日，柳江县300多名壮族饥民集体向国民党柳江县政府请愿，并在《广西日报》柳州版发表呼吁书，强烈要求桂系当局大量裁军，取消苛捐杂税，发放粮款赈济饥民。同年春、夏间，万冈、龙州、横县、来宾、融县的一些壮族群众开展反征粮、反高利贷、强行开仓借粮和驱赶、袭击征粮征税人员等斗争。河池县的壮族群众在中共河池特支的领导下，以散发传单、游行、请愿等方式，要求撤换一贯贪赃枉法、鱼肉人民的反动县长陆荣光，迫使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将其调离。

1946 年6 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广西当局下令恢复征兵，并增征“紧急保安费”等苛捐杂税，广大群众怨声载道。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因势利导，广泛发动、组织各族群众开展反三征（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斗争。左、右江地区各县的壮族群众积极参加农会、革命同盟会、兰友会等群众组织，开展反三征斗争，并筹集枪支，建立秘密武装，准备发动起义。到1940年夏，左、右江地区参加各种革命群众组织的共有22000 多人，中共地下党组织掌握的群众武装5200 多人。同一期间，廖联原在贵县、桂平、武宣、来宾边境壮族地区的10 多个乡建立了反征兵小组和武装自卫小组，并组织一批骨干进行军政训练，为举行武装起义准备了基本队伍。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的作战，中共广西地下党在城镇广泛发动爱国民主运动，开辟反美反蒋的第二条战线。在南宁、柳州、武鸣、隆山、罗城、忻城等县市求学的壮族学生，和其他民族的学生一起，积极参加声讨国民党反动派于1946 年7 月在昆明制造的“李闻惨案”的罪行，1946 年冬的抗议美军侵华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以及1947 年5 、6 月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后来成为当地革命斗争的骨干。

1947 年3 月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4 月，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在横县陶好乡六秀村（壮族寨子）主持召开各地区党组织主要负责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香港分局的指示，作出在全省发动武装起义的具体部署。会议制定的斗争纲领中鲜明地提出“实行境内汉、苗、瑶、壮、侗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口号，并决定壮族聚居的“桂西区是全省武装斗争的中心”。会后，钱兴即调原桂东北特派员、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临阳联队政委黄嘉到左江，桂西南特派员覃桂荣到右江工作，以加强对这两个壮族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

1947 年5 月至11 月，在中共广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桂东、桂北、左江、右江、桂中南、桂中、桂南27 个县的革命武装先后在24 个县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这27 个县革命武装中，龙州、镇边、靖西、明江、凭祥、万冈、凤山、果德、武鸣、隆安、那马、田东、上林、武宣、来宾、上思、贵县、横县等18 个县的革命武装均以壮族子弟为主。在这场席卷全省的革命风暴中，壮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高举义旗，英勇战斗。以壮族为主体的右江起义队伍，在半个月中攻占了万冈、凤山两县县城和20 个乡公所，毙伤俘敌近百名，还争取了40 多名县警起义，缴获各种枪300多支，敌人惊呼万冈“政府的公枪散失殆尽…… 整个基层组织业已破坏，是以一切税收任务，均陷于停顿状态，人心亦复极度不安。”以壮族为主体的左江起义队伍，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攻占了敌人的3 个据点，缴获了一批武器，建立起5 个游击大队，控制了桂越边的大片地区。由廖联原等领导的桂中“中秋起义”，经过两个目的艰苦战斗一，挫败了由广西省保安副司令莫树杰亲自指挥的“围剿”，歼敌160 多名．占领了贵县、桂平、武宣、来宾4 县边境壮族聚居区的10 多个乡，控制了黔江航道，成了敌人的“心腹大患”。

1947 年11 月上旬，中共桂滇边工委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指示，率主力“老一团”进入广西靖（西）镇（边）区，创建桂滇黔边区根据地。“老一团”在左江靖镇游击大队和壮族人民的支援配合下，在3 个月中作战数十次，歼敌517 人，瓦解敌人300多名，靖镇游击区扩大到10 多个乡，并成立左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靖镇区民主政府筹办处。靖镇区斗争的胜利，对广西边境各族人民是一个有力的鼓舞。

各地武装起义后，国民党广西当局极为惊恐，立即纠集全省军警，其中包括从内战前线回桂整补的正规军174 旅，对起义武装进行疯狂的“围剿”，同时，采取清乡点甲、五户联保、分区联防、并村围闸、焚山毁村等毒辣的手段，妄图彻底摧毁游击队的据点，扑灭刚刚点燃的革命烽火。在这险恶情况下，左江、右江、十万山、桂中、桂中南等地区的起义队伍，遵照香港分局制定的“背靠山区，面向平原”的方针，将部队“化整为零”，以武工队的方式，分散转入少数民族聚居山区活动，以避开敌人的锋芒，求得生存和发展。未举行武装起义的柳北、都宜忻地区，则以壮、瑶、苗、侗等族聚居的山区为重点，选派大批党员到这些地区开展工作，发动各族人民成立农会、抗征会、“同心会”、翻身会、求生队、自卫队等群众组织和秘密武装，以秘密的方式开展斗争。

在这最艰难的岁月中，壮族人民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提供粮食、传递情报、医治伤员，以粉碎敌人的封锁。在敌军前来“围剿”时，他们拿起单筒、土炮、鸟铳、大刀、长矛等简陋的武器和游击队员一起奋勇抗击，以保卫革命据点。1947 年10 月至1948 年5 月，敌百色专区少将保安副司令兼万冈县长蒋晃，纠集重兵，接连向右江的主要根据地万冈县西山发动13 次进攻。当时负责保卫西山的游击队员只有30 多人，但在上千名壮、瑶两族民兵和群众的参战下，经过半年的浴血苦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使西山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于1948 年5 月，成立西山县临时民主政府，由原红七军的老战士、原东兰县委书记黄举平任县长。

中共广西各地组织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加深了对少数民族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的认识，强调要“注意正确执行少数民族政策，动员少数民族参加解放斗争”，游击战争重点地区“今天一般以省县边地为适合，…… 尤其省边地，地瘦民贫，民性强悍，有斗争传统，且多受双重压迫的少数民族”。各地党组织提高了民族工作意识，从而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游击战争的巩固和发展。

当时，许多壮族的村寨成了人民武装的“堡垒村”、“掩蔽部”，不少党和游击队的领导机关都设在壮族地区，许多重要会议都在壮族地区召开。例如：1947 年11月至1948 年5 月．中共桂滇边工委及桂滇部队司令部、政治部一直设在镇边县的壮族山寨北斗村；中共桂柳区工委1948 年2 月召开的工作会议和中共广西省农村工作委员会1949 年2 月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会址都是在柳江县城团乡的壮族山寨水灵村；桂柳区工委1948 年8 月至9 月举办的武装斗争干部研究班，地点在融县永乐乡的壮族山村溪滨寨。

这一阶段．壮族地区的革命斗争发展很快。1949 年初，全省形成的11个游击区中，左江、右江、桂中、桂中南、柳北、都宜忻、十万山等7 个游击区均属壮族聚居区。仅左、右江游击区就扩展到28 个县，建立了15 个游击大队，共有3200 多人。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特别是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后，广西各游击队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逐步转入“大搞”，向平原地区挺进。壮族人民武装和广大群众以高昂的热情投入战斗。左江、右江、十万山、桂中南游击队多次组织全歼敌1 个营或大队的战斗，攻占了镇南关（今友谊关）、水口关、龙门港、小董、都阳、五圩、红河渡口等交通沿线的城镇、据点、边防要隘。都宜忻地区的壮、瑶等族人民，在壮族干部莫江白、覃宝龙等领导下，在1949 年3 月举行夷江暴动，迅速控制了黔桂铁路和红水河下游的广大地区，对桂西北这两条水陆交通动脉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至野战军南下进入广西前夕，全省壮族聚居的66个县中有62 个县已建立人民武装。左江、右江、桂中游击队大部分是壮族子弟，桂中南、都宜忻游击队壮族约占60% ，柳北游击队壮族约占50％。广西游击队所解放的平治、乐业两县县城和一度攻占的忻城、养利、凭祥、宁明等4 县县城都是在壮族聚居区；所建立的42 个县级革命政权中有36 个是壮族聚居的县份。

在党的积极培养教育下，大批壮族干部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大风大浪中迅速成长。到1949 年冬，全省10 余名壮族干部在支队、总队（均相当于师级）担任领导职务。他们是：桂中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廖联原，柳北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员兼政委莫矜，滇桂黔边纵队桂西区指挥部（即右江支队）指挥员赵世同，粤桂边纵队第七支队司令员黎汉威等。左江、右江、桂中、粤桂边纵队第八支队等4 个支队及柳北、都宜忻两总队所辖部队的171 名团（大队、独立营）正职十部中，壮族干部共110 名，占64.3 ％。

这一阶段，中共广西各地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团结、教育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争取他们支持、参加革命，共同为彻底埋葬蒋家王朝，建立民族平等、团结、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一批壮族上层人士，如国民党国大代表、思乐县长覃辉，河池县参议长韦巍，国民党雷平县党部书记农忠卫，广西省政府咨议黄彩堂，乐业县副参议长黄謬鸿，上金县民团副司令严毓嵩，宜山县副参议长罗成文，旧桂系少将旅长陆福祥等或毅然宣布起义，或秘密支持革命。原国民党广西省民团中将指挥官梁瀚嵩（壮族）经过共产党的长期工作，毅然站在人民一边，为桂中南游击队积极提供武器、经费、情报，并将自己的家作为游击队的活动据点。1949 年5 月下旬，桂系当局派出大批军警前往宾阳县新梁村围捕梁瀚嵩，梁将军和游击队员一起奋勇杭击，最后壮烈牺牲。

1949 年11 月7 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发起广西战役。11月15 日，中共广西省委发表的《告广西人民书》中庄严宣告“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实行国内民族自治、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的大家庭”，号召各族人民“动员起来支援解放军，打倒蒋、李、白匪帮的万恶统治，粉碎反动派一切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阴谋，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

在中共广西各地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壮族人民武装和人民群众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地与敌人进行最后的决战。他们到处破坏铁路、公路，隐藏船只，拦截、袭扰敌人，阻止白崇禧集团的行动，以待南一下野战军将其聚歼。野战军到达本地区时，他们积极筹集粮草，运送弹药、伤员，充当向导，提供情报和协助野战军接管城镇维持治安，主动配合野战军堵截、围歼、追击敌人。11 月下旬，以壮族子弟为主的桂中支队第一、第十五团和武宣县大队自武宣峒岭北上迎军。30 日，在武宣县二塘乡枫门坳附近发现敌五十六军等残部南逃，当即向敌发起猛烈进攻，迫使该敌龟缩在山脚下的几个小村庄里。数小时后，四野第四十五军一三三师三九八团赶到，在桂中支队的配合下，将该敌歼灭，俘其官兵1000 余人。12 月l 口，武鸣县腾翔乡壮族民兵大队在高峰坳至米花坪一带要隘设伏，采取拦前、断后、中间突破的战术，共缴获军车36 辆，军用物资一大批，俘敌官兵及家属300 余人。12 月26日，左江支队第七十四团在万承县武工队、民兵（均为壮族武装）的配合下，于万承县龙会——布泉路段堵击，歼敌五十八军一个营，缴获轻重机枪14 挺，步枪200 余支，炮4 门。

在广西战役中，白崇禧一方面令其主力经粤桂边滨海地区及桂南逃往海南岛和越南，一方面令其地方部队及部分正规军窜入桂北、桂西北及左右江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反共基地”，以图东山再起。当时，野战军主力从桂北、桂东南、粤桂南分路进入广西围歼白崇禧集团，战斗在桂中南地区的第八支队主动配合南下解放大军行动，解放了上林、宾阳、南宁。为粉碎白崇禧的阴谋，滇桂黔边纵队左江支队、右江支队，桂北、柳北、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等部不待野战军回师，主动向敌发动进攻，接连解放了30座县城，其中由壮族为主的人民武装解放的有融县、来宾、宜山、金秀（原称设治局）、凤山、隆山、武鸣、那马、果德、隆安、龙茗、镇结、向都、养利、雷平、万承、同正、扶南、镇边、天保、敬德等21 座，从而把白崇禧留下的“反共救国军”3 个军压缩在百寿、南丹、凌云、西隆、靖西数县的狭小地域内。在我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的压力下，国民党黔桂边军政区中将司令官兼第十六军军长张光玮、靖西专区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赖慧鹏、桂北军政区中将司令官兼第十三军军长周祖晃、桂西军政区中将司令官兼第十五军军长莫树杰（壮族）等率部共16 万余人起义、投诚。白崇禧在湘桂、黔桂、滇桂边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反共基地的计划化为泡影，广西全境获得解放。

为了广西的解放，壮族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48 年，敌人对万冈县进行“重点围剿”时，仅万冈西区就有72 个壮族和瑶族的村子被敌人焚毁。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凤山县工委代书记韦芳，“达开纵队”第一支队副支队长廖联本，雷平县大队副政委农秀，东（兰）万（冈）支队英勇大队长黄文龙，“一二一纵队”第十二支队长兼政委韦天强，中共隆山县总支书记黄怀仁，龙津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虞克韩，桂西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团政委莫江白，柳北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侯信，横县县委副书记黎德钧，上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卢建文，上林南区武装起义的领导者周可传等一批优秀的壮族干部先后壮烈牺牲。

解放战争时期，聚居于云南省文山地区和粤北连山县的壮族人民，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以各种不同方式开展革命斗争，争取全国和本民族的解放。1946 年底，文山地区各县的中共党员开展工作。1947 年8 月，成立了开广工委，统一领导文山区的革命斗争活动。通过反“三征”来发动群众，为开展武装斗争作准备。1948 年2 月，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弥勒西山等地起义，建立武装，进入南盘江西岸建立活动基地。1948 年夏、秋，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的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和中共桂滇边工委领导的桂滇边第一支队的主力先后进入云南文山地区。文山地区各县的壮族人民踊跃参军参战和做好各项支前工作，有的地方还成立了单独的壮族武装。在壮族人民的有力支援配合下，云南和桂滇边人民武装先后解放（攻占）了广南、马关、西畴、麻栗坡、砚山、邱北、富宁等7 座县城，并于1949 年6 月成立了滇东南行政专员公署，文山地区成为滇桂黔边区的一个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对整个边区游击战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 年10 月，广东连山县的一批壮族青年参加中共桂东党组织组建的贺（县）连（山）人民解放大队，为贺连地区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第八章 社会文化

鸦片战争以后，壮族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一方面，尚未改流的几十个弱小土司已经完成改流，土司制度消亡瓦解。商品经济的缓慢发展，打破了封建领主制的封闭状态，壮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更为频繁，民族同化和融合的步伐更快，范围更广。社会文化更趋向一致。另一方面，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中法战争、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国内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步步发展尖锐，壮族原有的社会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在激烈的斗争中，使壮族逐步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对壮族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第一节 外来文化对壮族文化的冲击

壮族原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但在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又不断吸收他们的文化以充实自己，当然，基本上都是封建文化的范畴，即忠孝仁义占主导地位。然而，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封建闭关自守的状况被打破，开放通商口岸，资本主义列强在军事侵略的同时，亦加紧经济文化的侵略，各种资本主义商品源源而入，资产阶级的自由竟争、自由平等、讲究科学的思想，天主教、基督教等逐步在壮族地区传播，这一方面与封建的传统思想文化发生矛盾和冲击，同时又带来了外部世界的新信息、新文化。列强的坚船利炮，优质的商品，更使人们打开了眼界。“上帝创造万物，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宣传，对于处在封建专制下受君权、族权、神权奴役，没有平等可言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刺激。故而当基督教传入后，处在苦闷之中的下层知识分子如洪秀全，冯云山等很快受到影响并加以接受。当他们来到广西的贵县、桂平、平南、武宣一带壮、汉族杂居区传播基督教主张的上帝创造万物和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时，处在破产境地的壮、汉等族人民很快就接受了，并纷纷加入拜上帝会，人数成千上万。壮族中的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卢六等，成为拜上帝会的核心人物。天主教在贵县、桂平、武宣、上思、西林等地，亦逐步为壮族所信仰。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士兵对外来宗教的教义抱有一线希望，企求入教以摆脱封建压迫的痛苦境遇。“洋货”的输入，以其物美价廉而受到赞赏，于是人们冲破自己原来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方式而被卷入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市场。在壮族地区，这种状况随着时间的前进而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追求利润，唯利是图。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其目的不是使中国富强，而是建立他们的殖民地和市场，倾销其商品，他们为此不择手段。军事和文化侵略都是为其经济利益服务的。列强侵略的结果，使壮族和各族人民政治上丧失主权，经济上遭受破产，文化上受到奴役。以致爆发了各族人民的激烈反抗，发生反侵略的革命运动。

外来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就像是大海上的波涛巨浪，时而向前，时而后退，相互作用，形成滚滚漩流。这是近代壮族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斗争的巨浪中，壮族逐步接受资本主义外来文化中进步的科学的东西，不少壮族青年志士出国留学，或学科学，或寻求救国真理；在国内开办新学，按西方的方式教学等，以往重文轻数理的状况有了改变，科学的思想在壮族中逐步传播。

外来文化的冲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壮族中的传播，推动壮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促使壮族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根本不同的新文化，其根本主张是消灭剥削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指导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进行革命求得解放的新思想、新文化，是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的革命理论。它的传播，冲击着旧的黑暗世界。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壮族中的传播始于本世纪20 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壮族中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首先接受，如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张报、韦杰三等。1919 年“五四”反帝反封爱国运动爆发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国传播。20 年代，壮族地区的革命志士和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如高孤雁、韦拔群、陈洪涛等是突出的代表。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壮族的社会实际，以各种形式广泛传播，组织共产党员，带领广大壮族和各族农民群众展开反对封建势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旦为壮族人民所掌握，便成为无比犀利的思想武器，即化为革命的行动，成为改造旧社会的无穷力量，把壮族人民引上解放的道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壮族人民在斗争中不断创造出民族的新文化。

第二节 近代的壮族文学艺术

一、文人文学

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壮族人民积极投入，出现了许多起义领袖和知识分子。其中石达开是文武兼备的著名人物，他是太平天国翼王，家殷富，读过书，从洪秀全金田起义，率领太平军冲锋陷阵，威震敌胆。他的诗文气势磅礴，充满革命豪情，有非凡的感染力。如他的《奉天付胡檄》是一篇革命宣言诗，也是一篇有名的散文，为当时人所称颂，在动员人民起来反对清王朝的斗争中，起到了鼓舞作用。

他的《宜山白龙洞提壁诗》，气势豪迈：

“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后来他带队伍进入苗族地区，苗族人民尊敬他，用瓮酒招待．他即席作诗：

“千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五岳抱住擎天柱，吸尽黄河水倒流。”

此诗用吸瓮酒的形象而抒发自己的抱负，可谓情景交融，达到政治、艺术的统一，是不可多得的作品。

太平天国将领黄十，曾驻扎在东兰凤山一带。作诗三首，其中第三首云：

“土马成群广马千，长毛一半短毛连。东兰破斩三冬后，四猛焚烧四月前。不为名利敌草寇，只因日月暗阴天。士民到处皆失所，惟有长汇稍安然。”

此诗反映出革命者的自豪感，非常豪迈。

近代壮族文人文学，郑献甫是承先启后的人物。他生于嘉庆六年（1801 年），道光十二年（1832 年）举进士，死于同治十一年（1872 年），是经历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两个大事件的人物。他亲眼见到清王朝由盛转衰、人民流离失所的现实悲剧。郑献甫忠于儒家学说，站在大时代漩涡之外看现实，所以他的诗文只能反映人民的疾苦，却没有看到中国前进的方向，因而他的诗文只能是时代的挽歌。

他的诗作丰富，一方面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对当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骂之为“匪”，另一方面，对在战乱中受尽苦难的人民百姓深为同情和不安。他有两首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其一：“频藉民兵代客兵，荒郊从此少深耕，伍符尺藉家人子，破帽残衫措大营。武达谁能如伯玉，文降我亦感威明，纷纷少吏增添后，斗食安然不请缨。”

其二：“尘沙满地不埋骨，烽火连天空极目；黄狐执火赤狐吹，照见前村数间屋。屋中久作惊鹿逃，屋上犹似饥鸟号；门无横木灶无釜，白璧半落生黄蒿。是时大野欲飞雪，何处空梁犹照月？班然到眼忽分明，知是何人颈边血。唧唧方听砌下蛩，嗷嗷又到云间鸿；万里飞裘万间厦，眼前莫救诗人穷！吁磋乎，眼前莫救诗人穷，相如破壁来悲风。”

这时，土司制度崩溃，改土归流在壮族地区展开已是后期阶段。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在兴起，却受到外来资本主义商品冲击。然而壮族地区学校、书院也多了，各地都出现了由读书而接受汉族文化的文人。他们的诗歌也都因站在革命漩涡之外边继承挽歌式吟咏。这类壮族文人文学很多。如：

韦华丰，武鸣人。最能代表其思想感情的是《宾阳即日诗感》：

“蒿目愁如织，鲜民不忍看。啼饥悲载道，济变思无端。此辈虽为命，伊谁正食官？偏隅兵燹后，何计救凋残户！”

他的另一首诗说：

“纷纷行道客，大半是流移，比屋居皆病，沿门乞向谁，倾囊见悭饿妇，复钵雇啼儿。有腹都求饱，何从得肉糜。”

这些诗表明了韦华丰同情人民疾苦的真实感情，但如何去解决这些疾苦，作者却找不到方法。

覃海安，武鸣人，与韦华丰齐名。他的诗比韦华丰更多探索余味。其代表作是《雷鸣纪异》；

“上下千年运欲开，阴疑阳战早惊雷。销沉人物波漂梗，点透天心雪酿梅。万里江湖飞梦过，一声风雨破愁来。分明唤醒鱼龙睡，试拂霜锋更引怀。”

在诗里，他要求一阵惊雷唤醒世人。如果惊雷一起，他也拂剑参加。说明他在探索新时代的道路。

韦麟阁，永福人。他虽然反对太平天国革命，却对农民革命所谓“绿林”有他的看法。如《绿林叹》：

“嗟嗟末劫几时休，水火刀兵扫数收！点化黄金藏笴惧，煮来白石束薪愁。团枪炮掠成奇货，富贾牵肥当狱囚。逼得民穷穷变匪，绿林蒿目偏山隈。”

他的诗，有的对官僚的腐败也是有力的讽刺。如：

“蜗触蛮争各主张，材非骐骥费评量。连山兔尽休烹狗，当道蛇横懒问狼。怒马回头狐假虎，寒蝉禁舌雀捕螳。笑他梦醒蕉问鹿，博得侯封诮烂羊。”

法国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民族危亡在即，壮族地区处在抗法斗争的前线。在阶级斗争转化为反抗外来侵略的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一些原来反对农民起义的文人学士，现在又投入保家卫国的斗争中。黄焕中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爱国主义诗人。

黄焕中，宁朋人，原是办团练与天地会起义军作对的，这时便转入抗法军中，后来甚至投入天地会余党的刘永福部作幕僚。他参加过纸桥大捷，打败法军。后来又随刘永福到台湾，参加抗日战争。失败后回到家乡。他的诗充满爱国主义热情，如他的《感时诗》。

其一: “莽莽乾坤竟陆沉，惨然泣下泪沾襟。国权堕落悲何及，人事猖狂恨不禁。大局疮痍奚用问，频年祸乱迭相寻。忧时我为苍天叹，世变如斯感喟深。"

其二：“风云惨淡黯神州，苦海沉沉带血流。感慨沧桑多变局，飘零身世等浮舟。纵横荆棘天为窄，抗让干戈地亦愁。俯仰茫茫安可托，扪心徒抱抢人忧！ ”

他从台湾回来，路过香港写下的《远望九龙》，更是悲愤，是时代的呐喊：

“望眼抬时怒气冲，高冈立马草葱葱。重洋骇浪鲸波恶，百里奔雷雁阵雄。奋翮九天翻落日，斩蛟东洋卷涛洪。环观宇内多英杰，龙驭乌云虎啸风。”

蒙泉镜，武鸣人，有诗集《亦嚣轩诗集》传世。其中《或事步韻》对南关大捷后却换来卖国求和愤愤不平。其中一首云：

“十万军威振虎熊，谁曾三捷奏肤功？摧锋世绩为佳贼，弭衅奇章列上公。征马萧萧边月下，飞鸢砧砧瘴烟中。低徊世事频搔首，翘望燕云思不穷。”

农实达，宁明人。他年青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参加了孙中山同盟会的活动。他的《漓江舟中作》，用鱼雁传书的典故，表述了他接受革命任务万死不辞的决心：

“夜来新买鳜鱼斑，中有书词自剖看。台筑黄金宜得死，石填沧海未为艰。已无虫梦堪同路，偶学鸡鸣早渡关。愿为心青纪功德，此引吾道悲其南。”

当时同盟会内部思想分歧较大，他为了追寻革命真理，决意到新加坡会见孙中山。《阙题》就是描写他追随革命坚定的信念：

“此去居夷志已成，天涯濡滞复行行。冤衔精卫沧溟阔，义重昆仑华岳轻。已尽黄金宜割席，休论白璧可连城。剧怜大难同舟日，犹向江湖觅尾生。”

武昌起义时，组织上派他去说服广西提督陆荣廷。他“右手持短枪，左手执炸弹，荣廷见之，魂胆既落。”后来，讨袁事起，他又去说服陆荣廷护法，竟为陆所害。

此后的诗人还有：曾鸿燊、陆钟麟、农嘉廪等，他们多是左江一带的人。散居乡间，见到的多是军阀混战中民不聊生的景象，诗作多表现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然而他们身居边隅，对新文化的传播少有接触，找不到革命的道路，所写的诗，作为反映现实来说，可以勾出大革命前夜的社会面貌。然而在鼓舞人民的斗志上，尚缺少热情，因而只能作为近代民主革命文学的余响了。

“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对开启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张报，就直接参加这次运动。他以后到美国留学，成为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以后又到苏联，担任中共海外《救国时报》副主编。以后的韦杰三、刘策奇，都是“三?一八”事件的参加者。韦杰三在这个惨案中牺牲，刘策奇在“四?一二”大屠杀中牺牲。他们都有诗文留传下来。韦杰三有《韦杰三烈士诗文集》，刘策奇在北京大学出版的《北大歌谣》中有他撰写的稿件，他和著名学者顾颉刚、钟敬文、鲁迅的关系都很密切。

高孤雁，1926 年在南宁创办《革命之家》旬刊，后于“四?一二”大屠杀中牺牲，遗作有《寒灰诗集》。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壮族地区最先用革命文学和革命实践相结合起来动员人民群众的，是韦拔群。

韦拔群不但是革命家，也是一个壮族歌手，他运用壮语编写了很多革命山歌，用来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已收集到的79 首壮语山歌中，他把壮族民歌最有特色、也是最困难的格律体《勒脚歌》运用得非常纯熟，说明他对壮族文化有很深的根底。《勒脚歌》的格律是：每首歌共十二句，四句一节，第一节中的前两句，必须用于第二节的后两句，第一节中的后两句，必须用于第三节的后两句。比起汉族的格律诗来，难度更大。譬如，他有一首启发农民抗租的山歌，译成汉文是：

“垌中水田依山限，伙伴喂！

田水滴滴佃户泪。泪干结成金谷穗，

心头碎，一箩谷子分三堆！

租谷挑到石楼上，吃了亏，

不见两堆见一堆。扣出种子剩几粒？

泪纷飞，丢下血汗挑恨回。

楼下枯骨起白灰，泪纷飞，

人吃血水不留髓。垌中水田依山隈，

伙伴喂，田水滴滴佃户泪。”

韦拔群带头用民歌宣传革命，后来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歌手，纷纷仿作，掀起一个革命民歌的高潮，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发展。

在红军队伍中，壮族诗人李志明也创作了不少诗歌和文章，《长征诗草》、《右江红旗》 两本书是他文学创作的成果。

抗日战争开始，很多壮族知识分子纷纷投入抗日战争之中，涌现了一些文学家，如陆地、华山、万里云等人。

陆地，原名陈寒梅，广西扶绥人，1938 年到延安，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以后留校为文学研究员。他当时的短篇小说《好样的人》 曾翻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以后转战东北，建国后回广西工作。他的著作很多，比较著名的有《故人》、《美丽的南方》以及多卷本的长篇巨著《瀑布》 。

华山，广西龙州人，1938 年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毕业后任战地记者，擅长于报告文学，有《英雄的十月》、《远航集》 、《华山战地通讯集》等报告文学集。他的小说《鸡毛信》还改编成电影，获得各方面好评。

万里云，原名韦亲煌，广西融水人，1939 年参加新四军。写有小说《一支枪》、《在闽江时》 ，诗歌《献给你们一颗心》 ，散文集《故乡明月》等。

其他文学家有：

韦燕章，女，邕宁人，著有诗歌《八百壮士歌》、《回到第一次收复的名城》。

曾平澜，女，邕宁人，著有《曾平澜诗集》。

从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也出现了一批文学家，他们大都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其中蓝歌、黄青的诗歌，蓝鸿恩的散文，都曾散登在全国性报刊仁。蓝歌已在解放战争中牺牲，其他人建国后都在文艺岗位上写作，各有著述。

二、民间文学

近代以来，壮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民间文学内容十分丰富。

（一）民间故事

这时期的民间故事，产生了很多新的内容，其所以新，是表现人民的智慧，土司老爷的昏庸，很多机智人物故事表现这个主题，说明人民在醒悟。如《哄土司下马》的故事便是。

土司的随从公颇（其身份还是奴仆）与土司一道出行。土司想考一下公颇，便对他说：“你能哄我下马吗？”公颇说：“奴婢不敢，不过，我能哄老爷上马，请老爷下马再说。”

土司老爷下马了。

公颇说：“小奴婢不是哄你下马了吗？"

土司觉得上了当，骂了一声“狗奴才”，又骑上马背，公颇立刻说：“老爷又给奴婢哄上马了，这不是。”

表现人民智慧和土司昏庸的，还有下面的故事：

公颇和土官在大榕树下休息。大树底下有很多细小墨蚊，蚊子叮人又痒又疼。土官叫公颇帮赶墨蚊，并说：“这东西叮了人会生病，搞不好会死人。”

公颇帮土官驱赶墨蚊，不时又用巴掌拍打，弄得手掌上血迹斑斑。

突然，公颇对准土官老爷脑壳打了一巴掌，打得土官老爷脑壳又辣又疼，冒出火星。

土官老爷大怒，要用马鞭抽打公颇。

公颇说：“我打的是墨蚊，哪敢打老爷。我见老爷脑壳上有墨蚊，怕把老爷叮出病来，可担待不起，所以顺势打一巴掌，你看。”公颇伸开巴掌，见那血迹斑斑的掌上确有几个墨蚊尸体，土官没话可说。

在抗法战争中有许多故事，主要讲中国各族人民在战争中的勇敢、机智，打败侵略者的故事。如《 竹笼阵》就是。

故事说，在黑旗军和法帝国主义打仗时，黑旗军全是步兵，法国兵却有高头大马的骑兵，这骑兵冲锋陷阵，威力无比。

刘二（刘永福）找大家商量，有个号兵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每天偷偷听侵略军的号音，然后记下来告诉刘二。刘二立即派人寻找很多竹编的猪笼以及瓦缸、坛罐，偷偷地布置在茅草丛里。

两军对阵时，法军用骑兵来破阵，黑旗军佯败退下，到茅草丛后面埋伏。法军也停止了前进。

突然，听到骑兵的冲锋号。洋马就冲锋，谁知冲进茅草丛时，马脚全陷在竹编的猪笼和坛罐里，跑不起来。这时，刘二下令放火箭，把茅草燃烧起来，法国骑兵全部覆没，而后续的侵略军也被歼灭了。

百色起义后建立右江革命根据地，在民间也流传许多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歌颂革命领袖的机智勇敢，充满幻想奇特，但又符合生活逻辑。如《邓斌骑虎》 的故事便是。

故事说，有一次邓斌被敌人追捕，邓斌跑呀跑呀，突然，见前面有一个妇人在打柴，刚想和她打招呼，突然，有一只猛虎从草丛中跳出来，向那妇人扑过去。

邓斌救人心急，也不顾自己手上没有武器，顺手把头上的草帽拿下来，向猛虎猛扑。急中草帽套住了虎颈，老虎也懵了，便戴着草帽向山上逃窜。

白匪追兵本来是以邓斌的草帽作目标追赶的。谁知这猛虎戴着草帽从他们跟前冲过来，大家赶快躲开了。

白匪军官高喊：邓斌骑老虎走了！邓斌骑老虎走了！

有关韦拔群的传说也很多。

（二）歌谣

鸦片战争以后，壮族人民经历过太平天国起义、中法战争、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斗争时期，他们把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思想和斗争实践融入歌谣之中。《太平天国歌谣》 、《 中法战争歌谣》 也就应运而生。太平天国歌谣中有一首是这样的：

“娘的心来娘的肝，

儿投洪杨娘心甘。

三代血衣交儿手，

大仇不报莫回还！”

这是壮族人民把个人命运和阶级的命运连在一起而投身革命斗争的坚定表现，是一首政治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上好作品。又如：

“要吃龙眼不怕远，

要吃仙桃不怕高；

要想乾坤得扭转，

快跟朝贵去六窑。”

这里，革命已不仅是个人的报仇行为，而是要扭转乾坤，说明壮族人民已有了翻身当主人的觉悟。

旧时代的农民革命，往往是为自己得到一官半职，志量大者，则要争当皇帝。以新皇帝来替换旧皇帝，那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循环。而太平军不是这样，请看下面这一首：

“好汉要投太平军，

太平天军为黎民，

捉光财主分田地，

杀尽清妖享太平。”

此诗歌反映太平军思想境界很高，说明太平天国革命已突破一般农民的反抗理想，而是直接追求一种崭新的时代一一民主主义时代了。

在中法战争的壮族歌谣中，一方面表现壮族人民的勇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慨；另一方面反映他们憎恶清王朝的腐败和无能。其中《中法战争史歌》 、《 刘二打番鬼歌》 、《 冯子材打老番歌》 最为流行。

《 中法战争史歌》 先是描写法帝国主义侵略的残暴，越南人民的苦难，然后说：

“黑旗人人心气愤．

敢和老番比短长。

战士人人磨拳掌，

拉出身上刀和枪。

老番想凭枪炮利，

黑旗只靠勇刚强。

白帽番旗丢满地，

黑旗招展满城墙。”

在《 冯子材打老番歌》 中描写消灭敌人的场面是：

“老番兵败如山倒，

斩头好比斩芭蕉，

见我兵勇魂出窍，

丢枪丢炮死命逃。”

而对清王朝的将官则予讽刺和揭露：

“贪生怕死黄桂兰，

不堪一击陈单眼。

潘抚台 ，不中用，

番鬼白手进谅山。

苏元春，败连番，

番鬼长驱入南关。

……

清官空城打老番，

上阵丧魂吓破胆，

大官小官抱头窜，

次次尽吃大败仗。

……

番鬼全凭枪壮胆，

谁知黑旗更逞强，

打得老番乱了阵。

打得老番喊爷娘，

全靠有了黑旗军，

番狗不敢再逞强。”

中法战争的结果，是清王朝政治腐败暴露无遗，哪有打了胜仗而签订屈膝和约之理。人们看清了清王朝的真正面目：

“皇帝怕洋人如虎，

更怕黑旗势力强，

一道圣旨传下来，

强迫黑旗返回关。

……

天下荒唐莫过此，

打一了胜仗反投降。

清王朝昏庸绝顶，

这样王朝该推翻。”

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群众创作了很多革命歌谣。其中很多至今还为人们所传唱。如：

“油菜开花带头金，

杨梅结子一颗心，

风吹雨打都不怕，

生死都要当红军。”

又如：

“三把洋铁打把刀，挂在腰间动摇摇，

谁人敢拦革命路，不断头来也断腰。”

——流传于田东

“跟着红军走，拿刀上山头，

砍死白匪军，报了冤和仇。”

——流传于田东

“太阳出，太阳落，靠神靠鬼靠不着。

工农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杆惩腐恶。

打土豪，除劣绅，全靠工农赤卫军。

千年枯树发了芽，贫苦农民翻了身。”

——流行于凤山

“三天不见米，跌倒爬不起；

听说红军到，浑身有力气。

翻过两座山，迎去十八里。”

——流传于乐业

流传最广的是《 我们都是穷困的兄弟》：

“我们，都是穷苦的农民，

太阳烈似火，

还要叩头种田种地。

喝稀粥，

食野菜，

衣裤不遮体。

匪帮和贼官，

食光我们的血液和骨髓。

感谢来了共产党，

邓小平和张云逸，

和韦拔哥领导我们起来干革命，

工农政权成立了，

各民族平等，

打倒上豪恶霸，

分田地，

大家得翻身解放。

如果白匪军要回来，

我们也不怕，

兄弟们大家心连心，

坚硬过石头。

不怕流血人头落，

把他们杀绝天下才太平。”

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自卫战争，壮族和全国其他各族人民一道，投入抗日战争的滚滚洪流中。在那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壮族中也流传着很多好民歌。其中有一首童谣云：

“烧油烧水，烧死日本鬼。

鬼子发愁，跑到广州。

广州打散，跑到武汉。

武汉起兵，跑到南京。

南京不好，跑到青岛。

青岛不行，跑到北平。

北平一声喊，滚回你的大阪。”

这首童谣是产生在广州、武汉失守以后，在国民党上层散布的抗日三天亡国论时出现的。它说明壮族人民锐利的眼力，看到日本鬼子终要败亡，而且预言其败亡的路线，确实是一首好民歌。

有一首歌别具一格，是用日本侵略军头子的名字套上去的，表达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

“廊水要拜长后川，黎头对准土肥原，

砍柴砍到松山斫，砍了松山劈板垣。”

三、艺术

（一）美术

壮族地区有很多民间艺人，其作品自然流传在民间，很少能在书报上看到。直到抗战时期，壮族很多画家的名字才为世人所知，其中较有成就的是罗鼎华、龙廷霸、蓝鸿翔等人。

罗鼎华，上林人。擅长国画，尤以画鱼出名。当时桂林画界把他与著名画家齐白石并称，有“湘西白石虾，八桂鼎华鱼”的美誉。

龙廷霸，天等人。擅长木刻、版画。在桂林参加进步的文化活动，出版有《克敌》 、《 我们的荣誉军人》 等画集。

蓝鸿翔，马山人。在昆明参加抗日美术活动。擅长木刻和漫画，1946 年，他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用漫画抨击国民党挑起反人民的内战。他个人开了一个共有120 幅漫画的展览，名为《 昼梦录》 ，揭露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的面目。画展影响很大，为当局所不容。后组织派他前往越南参加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斗争，牺牲于越南，人民政府褒奖他为烈士。

（二）戏剧

广西的地方戏，多属汉族文化影响下形成，首先是皮黄系统的传入，和桂林方言相结合，形成了桂戏，流行于桂、柳；而后广东粤剧（俗名广戏），则随着大江传入广西，和桂南方言结合，形成纥锍弦戏，解放后定名为“邕戏”；再是湖南江西花鼓戏系统传入桂北壮族地区，因其唱腔中常用“衣嗬嗨”作过门调子，所以俗称“衣嗬嗨”，解放后定名“采调”。

在这类汉族戏剧流行的启发下，壮族中出现了壮剧。

在桂中，盛行巫教师公。师公跳神中也带有情节。由于贵县一带壮族和汉族杂居，当地壮族人民便用师公的曲调移植广戏剧目。同时为了做道场，也把巫经的故事编成剧本，用壮话演出。因而群众名之为“师公戏”。

在桂西西林一带，壮族人民中有些人先是学了广戏，但因唱腔为汉语，群众听不懂，因此艺人们仍用壮话来演出。但语言和唱腔结合非常严谨，平仄不对是唱不下去的，因此干脆用本地的山歌调子，把广戏的剧目翻译成壮语来演唱，群众非常欢迎。此种剧种流行地区很广，贵州、云南文山均有流传。

桂西南的靖西，原先流传一种提线木偶戏，传说是南宋末年文天祥的部下张宗祥留居此地的一支部队传下来的。留下的人，后来和壮族融合。他们带来木偶戏，后使用壮话和壮族山歌演唱。广西各地，直至湖南、广东，所有木偶戏多为撑杆木偶。只右江西、福建才有吊线木偶，而靖西所保留的吊线木偶，比较原始，只有6 根线，靖西周边并没有木偶戏流传。因而宋末遗民带来的艺术形式是可信的。

靖西壮剧，因以人来代替木偶演出而发展起来。

壮剧的上述三个流派，在现代壮族中都很流行。

（三）曲艺

在右江流域一带的壮族，雇人插田时，习惯请歌手来唱歌助兴。总是唱也就乏味，歌手喉咙也受不了，因此有些歌手就改用朗诵的方式来表演，群众称为“戏谈”。“谈”，壮语意思是叙述、咏叹。要“戏谈”，首先是把壮族流行的民间故事编成韵文，后来又把汉族的通俗小说改编成韵文。流传比较广的有《薛刚反唐》 ，因是讲唐朝的事，其中主人公是唐王李旦，因而老百姓把这种“戏谈”形式叫《 唐王》 。

在桂西南的德保、靖西一带，流行巫婆降神的活动。巫婆降神时要吟唱一种带有朗诵口气的调子。人们用这种可以随着感情变化调子也可以变化的曲调特点来讲述故事。因为是用巫调改成的，所以称为“巫论”。“论”，壮语中的意思指“告诉你一件事”。后来人们以巫属于迷信观念，便回避汉字“巫”字改为“末”，谓之“末论”。

第九章 近现代壮族地区的教育

近现代的壮族地区，是从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属于这个社会的教育也是经历了从封建教育过渡到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过程。清朝末期，清朝政府在各族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在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推动下，为维持统治而推行“新政”. 教育方面的表现是废科举，办新学，各类新式学堂蓬勃兴起，逐步取代旧的府、州、县学和书院，接受和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形式和内容。富国强兵，教育为先的思想，逐步成为社会的潮流。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桂系特别是新桂系集团统治时期，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在教育上也颇下一番力量，设立教育行政机构，制订教育方针和规则，发展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和内容的教育。新桂系推行的国民基础教育，颇有成效。但这些发展教育的措施，都是为巩固其统治服务，他们把教育纳入军事的轨道。“寓兵于募，寓将于学”，强化军训，把学校置于行政、军事之中，实行“三位一体”。受教育特别是受中等和高等教育者，大多是地主豪绅、商人和官僚子弟，反映其教育的阶级本质。由于新、旧桂系都认为壮族和汉族已差不多，甚至把壮族归在汉族之列，故而在实施教育方面没有区别。只在瑶、苗、侗聚居或与壮族杂居区，举办特种教育。无论是实行基础教育还是特种教育，都是为统治少数民族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对发展民族文化，培养少数民族人才，推动其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一节 清朝末期壮族地区的教育

一、新学在壮族地区的兴起

清朝末期，一些朝野有识之士，感于欧美文明进步，国势强盛，纷纷筹议，要进行教育改革，兴新学，育人才，以图自强。同治元年至二年（1862 一1863 年）间各省或就书院分立课程，增设新的内容，或另设学堂，开办新学。广西地处边隅，交通闭塞，文化输入较晚，当时还无学堂设立。

19 世纪90 年代，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改良派首领康有为两次来广西讲学，来听讲的人很多。后来做过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壮族）也常来听讲并和康有为“纵谈时事”，颇为维新思想所感动。康有为在广西实力派人物唐景崧、岑春煊、蔡希邠等人的协助下，于1897 年5 月在桂林发起成立“圣学会”，以汇集开明绅士，青年学子达200 多人，传播维新主张。学会内摆许多中西图书，供人阅览，“使地方人士多欲讲求经世有用之学，改变科举时代专重八股的思想”。办学堂，开民智是维新运动的重要内容。他们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人才；而人才之培养，又在于办学校，所以他们又在桂林成立了“广仁学堂”，讲授经学、中西历史、中西地理等．还设报馆，办起了《广仁报》 ，刊时事新闻、地方要闻、中西译述、杂谈等，借以宣传废除八股，鼓励学习时事新闻、科学技术和维新变法等主张。

康有为在桂林的两次教育活动是广西兴新学之嚆矢。巡抚黄槐森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奏设“体用学堂”于桂林，学生100 人，开设经学、史学、算学、格致（相当于现在的《自然》 ）等科，并授英文。“体用学堂”是开广西新学之始，是广西近代史上第一所既学中学又学西学的新型学校。被誉为“边民先觉”的归顺壮族学者曾汝璟曾在学堂就读。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清朝廷令各省学堂仿照山东的学堂章程办理。1902 年．朝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令各省普遍设立学堂，书院改为学堂。同年，广西巡抚丁振铎将广西体用学堂改为广西大学堂，裁撤了桂林的桂山书院（即孝廉书院）、秀峰书院、宣城书院，把这些书院的财物拨给广西大学堂使用，学的课程有伦理、经学、历史、政治、文学、舆地、英文、算学等科。在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改革，将教学、自学和答疑结合在一起，颇使学生得益。1903 年，广西巡抚柯逢时电调道员沈赞清为广西大学堂监督，沈赞清为振兴广西大学堂，向广西各界人士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于1904 年l 月，举办了教育展览会，各界人士到会参观听讲的很多，兴办新学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清廷明诏废除科举后，广西当局也以兴办学堂为急务，使广西各类学堂发展起来。如壮族聚居的龙州、归顺（今靖西）此时学堂大兴，甚至超过一些汉族聚居的州县。据1908 年统计，龙州有两等小学堂1 所，学生129 人；初等小学堂17 所，学生547 人；归顺建两等小学堂8 所，学生邸9 人；初等小学堂9 所，学生467人。此外，在龙州还建立了广西边防将弁学堂、广西陆军测绘学堂、广西边防法政学堂、龙州边防初级师范学堂、龙州实业学堂、广西边防陆军步兵教导团、广西陆军讲武堂、龙州师范讲习所、广西官立第式中等学堂及农业学堂等，壮族学者曾汝璟在体用学堂毕业后不久，便于1903 年资送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06年，他的门生曾彦、张炳朝学成回国，曾汝璟嘱咐他们一定要为归顺筹办学堂，开化家乡风气。曾彦、张炳朝回到家乡后，积极为桑梓效力，将庙宇改做校舍教室，开设两等小学，并增设中学部，后来学生增多，又另设师范班，从此，归顺学风大振。1907 年曾汝璟学成回国，奉命为劝学所长，更是积极兴办新式教育，使归顺被誉为“边疆模范”。

二、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岑春煊任两广总督，兼督办广西军务。期间，他推行所谓“富国强兵”之策，大力“办学育才”, “选将练兵”。是年七月特设两广学务处，督办两广学务，制订兴学进行程序与实施第一期兴学计划。两广学务处实为管理两广教育的行政机构。地方厅州县亦成立地方学务公所，选用绅晋，专管兴力、学堂事宜。地方学务公所便是厅州县的教育行政机构。

三、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兴起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明诏废除科举，加上此时各级教育机构日臻完善，管理得到加强，不仅各级各类学堂发展较快，而且初步建立了一个由小学到大学和职业教育在内的教育体系，为广西教育的发展莫定了基础。

1 ．小学教育

小学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两等小学堂三种。早在光绪二十八年（l902年），桂林、榴江、宜山、陆川、思恩5 县就开始办小学堂。边远的壮族聚居县恩隆县（今田东县）, 1905 年将原来的经正书院改为恩隆两等小学堂，1906 年又在县内新建了祥周、平马、四平、林逢、作登5所小学堂。各府治所在地建立的两等小学堂和小学堂就更为普遍了。1906 年12月确定以小学为各类学校教育之基础，7 岁以上的国民，皆有就学的义务，开展调查适龄儿童，分区设立小学。此外，由提学使司发出布告：报名入初等小学，不须考试，不收学费，入学之后，查有程度较高者，直接挑选进高等小学堂学习。这是广西实施义务教育之先声，后来各地仿照推行，学堂陆续发展。据宣统元年（1909 年）统计，全省建有小学、高初两等小学堂1078 所，其中土州土县、上峒建了14 所小学堂。另建女子学堂20 所。壮族聚居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龙州、靖西发展较快，其他如祟善、马平、宣化、来宾、迁江、河池、东兰、百色、天保、凌云、宁明、奉议、上思等县此时小学堂也都相继建立。高等小学堂宁明有1所，而大多数边远壮族地方未办或很少有学堂建立。原因是经济文化基础落后。初等小学学制为5 年，每周授课30小时，开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8门课。有条件的小学可加授图画或手工科，称之为“随意科”。对缺少师资的偏僻地方，允许小学堂开设“简易科”，即将修身与读经合为一科，历史地理和格致合为一科，另授中国文字科、算术和体操等科，共5科。当时壮族地区多数按简易科开设。高等小学学制为4 年，每周授课36 小时，开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9门课。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加授手工业、农业、商业等科目，凡加授之科目均作“随意科”。准备加入中学堂之学生，可不参加“随意科”的学习。

私塾仍是广大壮族农村中最有影响的教育场所。私塾教师有外来的汉儒学究，也有本村儒学究。他们多墨守成规，阻碍新学的发展。为此，当局对私塾制定改良“章程”，实行改革。规定私塾的办学宗旨必须注意国民教育，使儿童有普通之道德知识，以固始基，养成国民独立自治之性质及其能力。为严格按学堂办法办学，还规定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正月后，各地私塾必须到学务公所或劝学所教育会察报注册，领取改良章程，遵照办理。每月由视学员查视，办得有效的，予以承认为合法，可立案，作为初等小学堂或两等小学堂。若仍从旧习，不遵守规定的，则予以取缔。此外，对塾师资格、馆室要求、课程设置、图书设备、考试、上报材料都作了规定。但由于师资和其它办学条件的限制，加上思想观念一时难以转变，上述规定在壮族地区难以实行。

2 ．中学教育

在壮族地区最早的中学堂是1906 年开办的“泗色中学堂”。据《百色志》载：“百色地区西林人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时，为开发桂西民智，造福家乡，于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令百色直隶厅负责筹建中学堂。次年五月校舍落成，命名为‘泗色中学堂’，田骏丰兼任首届监督，”招收今凌云、乐业、田林、隆林、西林、天峨等县少数民族学生。到1911 年辛亥革命前，广西全省共建中学堂16 所。其中在壮族聚居的府治所在地大都建立了中学堂。如1906 年创办的庆远府中学堂，招收所属6 个县的学生；1907 年建的柳州府中学堂，招收所属8 个县的学生；1908 年建的太平府中学堂，招收所属7 个县的学生；1908 年镇安府以该府独立创校不易，乃请求赞助开办费银元6000 元，报省批准招收该府所属学生，省局同意，并将“泗色中学堂”改名为’‘泗镇色中学堂”，扩招镇安府属的靖西、德保、田阳、平果、那坡、天等等县的民族学生；1908 年在武缘（今武鸣）建立思恩府官立中学堂，后于1910 年改名为武那一土司官立中学堂（包括武缘县、那马厅和占零、兴隆、白山、定罗、旧城、都阳、安定7 个土司）; 1910 年还建立了宾州中学堂，招收宾阳、迁江和上林等地民族学生。

中学堂采用4 年制，两年预科、两年本科，也有5 年制或2 年制的，但为数极少。按《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之学生数额应以30 。人至400 人为合格”，但广西的中学堂达不到此要求。据1908 年统计，学生最多的为桂林府中学堂，有210 人。壮族地区的中学堂学生数更少，如太一平府中学堂只有52 人，原因一是小学堂学生毕业的少，生源不足；二是教师不足，当时全省中学堂的教师总共只有89 人；三是经济贫困。学堂设备十分简陋，校舍多由书院或考棚、庙宇修葺而成．按规定中学堂应开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13 门课，但由子师资缺乏，设备又差，多数学堂开不了全部课程。如柳州府学堂把博物、物理和化学合并为格致课，法制及理财课无法开设，体操课是以“兵式体操”为主，教学生学一些队列运用而已。柳州府中学堂如此，其他边远地区的中学堂之设备和教师的质量，可想而知。

此外，还特设土司学堂，专门培养壮族土官子弟以使承袭。清初，壮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很不彻底，据统计，到清末还有43个土司尚未改流，所以“改土归流”仍是当局的政治要务之一。而要完成这一要务，就必须培训其政治人才。光绪三十二年（1907 年）由广西巡抚张鸣岐奏请清政府批准设立土司学堂l 所于桂林，1908 年8 月开学。在土司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该学堂必须以“养成土族人才，改良土属之政治、风俗、文化为宗旨”。招生对象是从各上属子弟中选年满13 岁以上资质聪明者，但要先选土官之正支子弟，若无合格者再选旁支。名额分配视地方之大小分为三等，上等送6 名，中等送4 名，下等送2 名。所需学费由所管府厅州伤各官族自行筹办，不准摊派于“土民”。土司学堂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兼法政三级。修业年限为：初等小学1 年，学习修身、读经讲经、国文、习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等10 科。高等小学2 年，学习修身、读经讲经、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法文等10 科。中学兼法政3 年，学的科目较多，第一年学修身、大清新律法学通论、宪法、国文、法文、算术、历史、地理、博物、图画、体操十一科；第二年学法学通论，宪法讲完并减去博物一科，增加行政法汛论各论、刑法、理化3 科，共12 科；第三年学大清新律、行政法、刑法，讲毕，增开国际法、民法、裁判所构成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经济系论、财政学等7 科。总共学习6 年毕业。土司学堂只招了一期，学生百余人。南丹土官子弟莫圃、忻城土官子弟莫敬诚、罗阳（今扶绥）土官子弟黄均政等都在土司学堂读过书。辛亥革命发生后土司学堂废止。

3. 师范教育

师范教育分初期师范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初期师范学堂包含讲习科、传习所等短期训练机构在内，主要是以培养小学堂教员为宗旨；优级师范学堂则以培训初级师范学堂和中学堂之教员为目标。

广西师范学堂，始创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其前身为传经书院改办的梧州师范讲习社。后又于1904 年在省高等学堂内附设师范速成科，因学堂兴起，急需教师。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又将广西高等学堂改为简易师范学堂。1908 年再改为广西优级师范学堂，面向全省招生。先招选科生，分史地、理化、博物、数学4 类，并附设体操专修科，均为2 年毕业，培养目标为中学、初师教员。有些州县于1906 年间先后开办简易速成师范学堂、师范讲习所或师范传习所等短期师资训练机构．至光绪末年，前后共办约34 所．毕业生共2000 余人。柳州、河池、上林、武缘、贵县等壮族聚居县和壮、汉杂居县都办过师范传习所，对解决师资的紧缺起了一定的作用。

广西提学使李翰芬上台后，为推动教育，决定分三区设置初级师范学堂。平（乐）、梧（州）、当（州）、玉（林）为一个区，设校于梧州，于1908 年2 月先行开办，称为第一初级师范学堂．桂（林）、柳（州）、庆（远）、思（恩）为一个区，设校于桂林，称为第二初级师范学堂，同年9 月开办，除招桂林府的学生外，更多的是招壮族聚居的柳州府、庆远府、思恩府的学生；南（宁）、太（平）、泗（城）、镇（安）、归（顺）、百（色）、上‘思）为一个区，设校于南宁，称第三初级师范学堂，于1908 年落成，1909 年3 月开学，生源来自壮族聚居的南宁府、太平府、泗城府、镇安府、归顺州、百色厅和上思厅。三校经费由各属摊派，每校照章定领为300 人，分4 年招满。除梧州一校可招本科生外，其它两校皆先办预科，并附设简易科。预科、简易科均为2 年毕业．本科5 年毕业。课程设置以第二初级师范学堂为例，主要开设有修身、教育、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历史、地理、算学、理化、博物、习字、手工，图画、体操、英文等。女子师范也较受重视，1907年底在省城桂林开办了女子师范学堂，学制为2 年。

为了改良私塾，培训师资，1900 年至1908 年间，办了38 所塾师研究所，培训人数达1000 多人。这样，一个从简易到初级再到高级的师范教育体系建立了起来。除省、府外，有些州县也办有简易师范，包括壮族聚居地方，共办了近20 所。

4.实业教育

1902 年《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后，广西实业教育开始起步。根据广西地瘠民贫、荒芜遍野的实情，当局确定发展实业教育要以“先兴农业，再及工商”的方针．认为农业之中蚕桑为大利所在，而广西气候温和，最宜种桑养蚕。于是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在梧州市郊的长洲创设了梧州蚕业学堂，学制2 年．1907 年又在龙州设边肪中等实业学堂，先办农业预科．随后专办蚕业本科。两所蚕业学堂的学生毕业后，派往各地推广蚕业，改进养蚕技术。这样，容县、贵县、隆安、左州（今崇左）、玉林、那马（今马山）、马平（今柳州）等地便建立讲习所传授种桑养蚕技术。1907 年6 月，黄锡铨从日本考察农业畜牧事业和访聘教师回广西后，于临桂县同和村开办了广西农林试验场，并附设讲习所，于1908 年正月开学，次年改为中等农学堂，还聘用了外国教师。试验场附入学堂，供学生实习用。学生由各地选送，以培养农林劝业员为主要目标。不久，这3 所学校分别改为梧州中等农业学堂、龙州中等农业学堂、桂林中等农业学堂。设的科目除蚕业外，还增加了农林兽医等科。1909 年前，桂林已开设了两所艺徒学堂，两所速成工业学堂和一所工业简易科教员讲习所。宣统三年（1911年）开始筹办中等工业商业学堂，分设在桂林、梧州、邕宁。桂校以桂、柳、庆、思恩4 属合办；捂校以平、梧、浔、玉4 属合办；邕校以南、太、泗、镇、归、百、上7 属合办．1912 年开学。此外，从1909 年开始还筹设一些初等实业学堂或实业补习学堂。

到1909 年，广西办有实业学堂7 所，规模不大，梧州、龙州、桂林3 所农业学堂的学生总共230人。农业学堂皆以培养省内各地推广蚕业、改进蚕业人才及农业劝业员为主要目标，且能将学生毕业后派往包括壮族聚居的州县去推广蚕桑技艺，对推动壮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

5.高等教育和留学教育

广西高等教育起步较晚且不发达，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才在桂林体用学堂的基础上创办了广西大学堂，为广西举办高等教育之开端。当初招收220名学生，修经学、史学、算学、英语4 科。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学部令各省办的大学堂改为高等学堂，广西大学堂遂改为广西高等学堂。由于师资、生员等条件均不具备，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高等学堂又改为广西官立简易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再改为广西官立优级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又在桂林创办广西法政学堂1 所，设预科、本科。本科又分为法律科、政治科、经济科、政治经济科。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曾在该校就读。至清末，广西全省有高等学堂2 所。

随着新学的兴起，壮族地区留学之风遂开。壮族最早的留学生是归顺人曾汝璟，于1903 年公费留学日本。清末广西公、私费留学生245 人，其中不少来自壮族县份。如龙州有杨奇才等15 人，宁明有甘浩泽等10 人，归顺有曾汝璟等13 人。主要是留学日本，也有去美国、英国、德国的，学习农林、蚕桑、制革、工业理化、铁道、警察、陆军、法政等科。

    第二节
     旧桂系时期壮族地区的教育

    从1911 年至1925 年是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集团统治时期。由于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刚灭亡，民国初立。处于社会制度的转换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很复杂，新旧交替，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十分激烈，而且旧桂系重武治，致力扩张，军阀混战，在这样的形势下，教育难于有大的发展。由于清末民初，广西地区资本主义成分不断萌发、生长，新文化、新思想不断传进，广西大批留学生带回的富国强兵的思想等，促使振兴教育成了当时的社会潮流。如民国四年（1915 年）二月广西教育厅制定的《 县知事办学考成条例》 ，则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

    该《 条例》 共分10 条，对县长提出了办学要求和奖惩规定。

    1. 小学教育

    这一办学《 条例》 实属法规性质。公布后，各知县、教育行政部门便按学区、校区次第规划，学仓也于民国八、九年（1919 、1920年）间相继建立，学校由此增多。1908 年，广西94个县中只有70 多个县办了学堂；1915年，全省有学校1916所，学生65665人；1919 年，学生总数增加到172698 人，增加厂2.6 倍。有的壮族县份，学校发展相当快，如奉议县于清末仅有15 所小学堂，至1920 年便发展到94 所，学生达5563 人．河池县于清末有小学堂5 所，到1918 年便增加到90 余所，学生逾3000名。省会南宁的发展尤为迅速，1916 年时，小学约有30 所，到了1921 年竟增至200所，学生达万人。但是各县情况并不一样，如西林、天保等边远壮族县虽建有学校，但为数不多。从横向来比，1923 年广西省有小学生155233 人，比云南（181611 人）、安徽（97340 人）、福建（175663 人）要高，且与湖北（216843 人）、江西（213709 人）相差不远。

    这个时期小学学制和课程得到了统一。民国十一（1922 年）新学制未公布前，壮族地区学校学制非常复杂，有六四制、五五制、五四制、五三制、四三制等种。改新制后，才统一为六年制，即初级4 年，高级2 年。课程设置：初级有公民、国语、算术、卫生．高级有公民、国语、算术、卫生、历史、自然、社会。全省教材统一通用。各科新教材所用文字，均改为白话体。授课也规定要用“国语”（即普通话），不准用方言。这个规定给壮族教师授课和不会讲汉语的壮族学生听课都带来极大困难，于是壮族地区的教师，有的县便派些教员到南宁学习国语。回去办国语传习所，普及国语发音。但受训练人数毕竟有限，所以大多数学校仍是采用壮语授课，或用壮语作“拐棍”解释课文。用壮语教学是壮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必然性和特殊要求，以至成为传统。这时期学校体制也较复杂，新学、旧学并存，私塾、高等学堂、两等小学同在，表现出新、旧体制交替变化的特点。

    2.中学教育

    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一年（1912 一1922 年）全省中学增加了14 所，大都分布在桂东南一带，壮族县仅有武宣县立中学（1912 年建）、靖西县立中学（1914 年建）、邕宁县立中学（1918 年建）。这样连同原有的16 所，全省已共有中学30 所，其中在壮族聚居地有11所，即省立第一中学（在南宁）、省立第四中学（在柳州）、省立第五中学（在百色）、省立第六中学（在崇善）、省立第七中学（在龙州）、省立第九中学（在武鸣）、省立第十一中学（在宜山）、省立第十二中学（在宾阳），加上武宣、靖西、敬宁3 所县立中学。全省中学生共有3938 人，比云南（2959 人）、河南（3311 人）、安徽2208 人）略高。中学教育也呈现新旧交替的特点，1912 年9 月和1913 年8 月先后公布的《壬子癸丑学制》 ，中学学制由5 年改为4 年，开设修身、国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等科，增加了一些传授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的科目。但是这时期封建的办学思想仍十分突出，比如，虽然取消了读经讲经课，但在新增的修身课中，仍坚持向学生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学生读的书和习作，仍用难读难懂的文言文；重男轻女现象严重，学校不招女生等，如民国十一年三月，省立第一中学招女旁听生数名，省当局发觉后明令辞退。

    3.职业技术教育

    民国四年（1915年）南京政府颁布《 特定教育纲要》 ，要求各省每县或数县设立一所中等实业学校。以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相继成立，在全国职业教育运动积极展开。但广西壮族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则出现倒退。原来在清末办的一些省立职业学堂，到民初时办时停，最后还是办不下去。县办的职业学校也屈指可数，只有邕宁和上林县立职业学校坚持了一阵，但由于经费拮据，步履十分艰难。师范教育．原仅有的一所优级师范学校于民国元年因经费短缺而停办。原有的3 所初级师范，虽还保留下来，但也步履艰难。其他专门学校有法政专门学校4 所，于民国五年（1916 年）奉命减缩，其中两所改为讲习科，次年只剩桂林、南宁两处。

    4.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虽于民国元年九月在省教育司设置了社会教学科，开始有了专管成人教育的行政管理机构。后来，民国四年又通令各地设立通俗讲演所，以“启导国民，改良社会”。但这些讲演所多是在汉族聚居的地区设置，壮族聚居的地方建得很少。在云南的文山壮族地区，新学堂也在兴起。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陆续创办学堂。如西畴县的老街和新街两等小学堂，老街女子两等小学堂；邱北县明新两等小学堂；富宁、文山高等小学堂；麻栗坡初等小学堂；马关八寨两等小学堂．砚山江那小学堂；广南高等小学堂、广南女子小学堂等。初等小学堂学制为5年，高等小学堂学制为4 年，所设置课程与广西壮族地区基本相同。1912 年，小学堂改为小学校，学制为7 年，分高级和初级小学，初小4 年，高小3 年。1917 年，又改为“四二”制，即初级4 年，高级2 年。初级小学升高级小学经过考试。

    在广东连山的壮族地区，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设立了第一所高等小学，并设立劝学所和一间师范传习所，招生31 名；宣统元年（1909 年），建中学堂l 所，民国元年（1912 年）改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1922 年，又增设第二、第三高等小学。

    综上所述，旧桂系统治时期的教育，只是基础教育有所发展，而其他各类教育则出现倒退。基础教育的学校数、学生数有所增加，但校舍、教学设备则极简陋。据1921 年《 视察那马县务报告》 ：“该县共有小学45 所，学生共1536 人。其中有单独设置的校舍仅占5% ，其余均借用民房或祠庙上课。或有教室而无员生宿舍，或宿舍教室并在一起，形形色色，怪象毕具。”这样的教育当然十分脆弱。民国十年（1921 年）以后，粤桂兴兵，广西自治军蜂起，学款挪作军费，校舍变为军营，加上土匪猖獗，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因此学校有半数以下已停办。

    旧桂系时期教育发展之艰难，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财政问题，旧桂系军费开支太大，护国战争前，广西每年收入只有300 多万元，而军费开支则要400多万，入不敷军费之用，只得靠加税和滥发纸币来维持。护国战争后，旧桂系虽夺得广东，财源大增，但养着庞大的军队，经费仍嫌不足。民国十三年（1924 年）前，由省库支出的教育经费每年仅30 余万，但如此少的经费也没有真正用到教育上。《考成条例》颁布后，虽对县知事提出了办学奖惩规定，但壮族地区大都是贫困的大石山区，财力十分微薄，百姓生活贫苦，自然很少有钱来办教育。地方官为了不受惩戒，虽尽力建了一些学校，但校舍多是茅舍草房，或用庙宇祠址充当。学生来就学者少，有些科目难以开课。

一、新桂系的教育方针

1924 年冬，新桂系在立足未稳，广西还未统一的情况下，便由省行政会议通过了《筹施广西全省义务教育程序案》，颁布了《广西省施行义务教育大纲》 和《 广西省执行义务教育标准》，规定凡年满6 周岁至12 周岁的男女学龄儿童都要接受义务教育。经费方面，“以各县、市、乡镇原有经费为基础，不敷分配时得酌量地方情形增加各项附加或酌收公益捐”，并“通令各县一律随附加征收粮赋二成作为义务教育经费”；在组织方面，规定“县知事、教育局局长对办理义务教育负有完全责任”，并进行考核。此外，县还成立“义务教育委员会”，指导义务教育的进行。

新桂系统一广西后不久，便确定了“首以恢复各地学校为急务” 的施政方针，拟定了《广西省今后教育改进方案》 ，确定了教育的改进原则，以及改进教育行政、学制、教育经费和特殊教育的具体方案。不论汉族地区还是壮族地区，一并按此方案实施。可知新桂系没有区别壮、汉族。《方案》规定教育经费的投入，省的最低限度值岁出20% ，各县市最低限度值为35% 。如不足，则由当地政府设法弥补，或收教育税充足。据1928 年度计，除增田赋三成，补助各县立中学及各县教育的70 万元不计外，由教育厅直接支出达240万元，占全省收入的10 % ，比当时全国的l.70 % 高出8个百分点。较之当时的日本（8.22 % ）、英国（7.00 %）、意大利（6.66%）、法国（5.49%）还要高。由于教育经费的增加，1928 年创办了广西大学，1930年中学已增加到72 所，学生1.8 万人，比1925 年的0.36 万人增加了4 倍；小学1.07 万所。但壮族地区经济较落后，教育发展受到制约。如西隆、西林等县这时的小学仅有10来所，入学率不到20%。至1930 年办有初中的只有武宣、融县、宜山、柳城、都安、隆安、武鸣、上林、横县、永淳、邕宁、靖西等县，学校规模很小，较大的邕宁县立初中，也只有学生480名，教职员32 名。至于县立高中此时一所也没有。

从1931 年至1937 年是新桂系推进教育的新时期。1933 年5月发布《广西教育全稿》，称是“广西计划教育之开端”。其中就教育行政、国民基础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中学教育、社会教育以及苗、瑶教育的实施纲领及进行程序都作了规定，提出教育要“循着本省施政方针，向着有利于本省政治、经济建设的方向前进”的方针。壮族地区的教育亦按此方针施行。

（一）在初等教育方面．政府于1933 年9 月即颁布了《 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五年计划》，1934 年10 月修订为《 六年计划大纲》，作为实施国民基础教育的根据。其主旨是以政治的力量为主，经济的力量及社会的力量为辅，限于6 年之内普及全省国民基础教育，然后以国民基础教育的力量促成本省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所谓“以政治的力量为主”，是要把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的任务落实到县、乡（镇）、村（街）各级地方政权，限期完成．并规定，乡（镇）长要兼任中心国民基础学校的校长，村（街）长要兼任国民基础学校的校长，把是否按时设校作为年终考绩内容，予以强化。这种规定，有力地推进了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开展。

（二）对于成人教育，要求：1.补充识字教育；2.推进民团训练；3.完善村（街）乡（镇）组织；4.促成合作运动。并要求这些工作的实施要以国民基础学校为中心机关统一策划。

（三）对经费的筹措主要依靠：1.拨发各县原有粮斌附加二成义务教育经费；2.拨用各县粮赋附加三成教育经费。

（四）对师资间题，尽先就师范学校毕业者、民团干部训练大队毕业生合格者、初中以上学校毕业生、现任小学教师资格而志愿服务者选用，或设法继续培植真能为国民基础教育服务者加以解决。

此外，还成立“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研究基础教育理论、方针、政策，编印教材，以培养教育骨千人才。1936 年元旦，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颁布了广西《 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令》 和《 广西实施强迫教育办法》 ，规定凡足6 岁以上未足12 岁之男女学龄儿童及12 岁以上45 岁未满的失学之男女儿童和成人，一律免费强迫入学。逾期不来，处以3元以上罚金或罚劳工。新桂系推行其教育纲领，推动了国民基础教育的发展，1940 年已建有中心小学、国民基础学校共21571 所，学生达1587097 人，与其统治初的1932 年比，学校增加6744 所，学生增加986443 人。其中壮族聚居县增设的学校较多，详见下表。

县名
学校数

学生数

1933 年 1940 年
1933 年 1940 年

宜北

21 所
57 所
766 人 2389
人

天河
50 所
136 所
1808 人 11296 人

宜山
62 所
507 所
3191 人 28421 人

河池
98 所
125 所
3983 人 10225 人

忻城
33 所
159 所
1129 人
9632 人

来宾
53 所
134 所
2709 人 12962 人

象县
101 所
277 所
3527 人 16270 人

迁江
24 所
140 所
1217 人
9623 人

隆山
97 所
177 所
3908 人 13556 人

横县
225 所
460 所
13194 人 83360 人

宾阳
285 所
433 所
16917 人 22220 人

邕宁
215 所
267 所
28396 人 25053 人

上思
81 所
139 所
3017 人 11105 人

西隆
13 所
115 所
682 人
5389 人

西林
18 所
98 所
982 人
4499 人

凌云
77 所
122 所
3058 人
5675 人

凤山
23 所
94 所
656 人
3601 人

东兰
66 所
167 所
2205 人
7142 人

天保
162 所
169 所
7624 人 10024 人

靖西
170 所
445 所
12644 人 32022 人

雷平
68 所
123 所
3042 人 10465 人

万承
31 所
62 所
1799 人
3756 人

明江
21 所
58 所
1402 人
3660 人

镇边
69 所
127 所
3955 人 10245 人

左县
17 所
35 所
958 人
2786 人

崇善

47 所
80 所
2873 人
6032 人

成人的识字教育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至1938 年受教育的成人达1042397 人。

这个时期，对于中等教育也进行了改造。1934 年省政府实行《广西全省中等教育改造方案》 ，创设国民中学。由于借用美国的中学学制时间太长，故予改造，在“三三制”普通中学之外，另创立国民中学，学制为4 年，进行“二二分段”，前两年为前期，后两年为后期，念完前期只算结业，念完后期才算毕业。毕业才具有委为基层公务人员的资格。1942 年省政府重新颁布了《 广西国民中学办法大纲》 ，规定学制仍为4 年，但不分前、后期，学生读完3 年课程，即可以报考高级中学或其他中等学校，第四年根据当地需要，将学生分成地方自治组、国民师范组、农业推广组、合作事业组进行施教，毕业后具有委为小学教师或基层公务员资格。至1940 年有国民中学劝所，学生l 万人，约占中学生总数的1/3 。1946 年，又发展到77 所，学生2万多人。许多原没有中学的县，这时都有了中学。这时期对其它教育都有所改进。对高等教育，1936 年颁布了彭广西高等教育整理案》 ；对留学教育，1931 年公布了《 广西省留学国外学生奖学金暂行规程》，1934 年又公布了《广西省自费留学国外学生奖学金暂行规程》；对职业技术教育，提出了注重农业及改进本省原有工业为原则，制订了中等教育改造方案；对少数民族，1933 年公布了《 广西省特种教育实施方案》 。总之，这个时期，各级各类教育都有法可依，按计划进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日寇未侵入广西前，广西已成为西南抗战的支撑点，大批进步人士、著名学者如：沙千里、陈望道、千家驹、邹韬奋、费孝通、竺可桢、陶行知、黄炎培等，先后来到广西或作学术讲演，或指导办学，这对广西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一大推动。在此情况下，新桂系对教育的实施方针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如重视职业技术教育，颁发了《广西省推进农工职业教育实施办法》，提出了职业学校必须由教育部门与生产部门或企业联办、合办等，规定了高级职业技术教育由省办、初级职业学校由县（市）办的原则。1942 年颁发了《 职业教育改进办法》 ，提出了以本省社会生活的需要为职业教育的原则，重点开办高级或初级农、工职业学校，以适应战时人民生活的需要。这样，使原来落后的职业教育有一定的发展。1944 年全广西职业学校发展到22 所。在壮族聚居的柳州、南宁、百色都办有省立高级护士助产学校或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柳州还办有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有的县或企事业单位也办有一批初级的职校或短期职校班，专业除农、工、医、商外，还有统计、水文气象、电信、兽医、土木工程等。

抗战时期，对于中小学教育，要求继续推行国民基础教育，实行国民中学制．还强调要把“抗战建国”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1937年10月公布了《广西省各级学校员生战时服务实施纲要》与《战时各县教育设施要项及考核标准》，1938年12月公布《 战时广西各县基础教育实施办法》等，作为战时国民基础教育实施之主要法规。

对于成人教育，1939年2月，省政府公布了《广西省成人教育年实施方案》 ，以动员民众抗战和贯彻政令为目的。成人教育班以突出抗战教育为主，编有《抗战讲话》、《抗战建国纲领》、《抗战宣传大纲》 等，还教唱《 义勇军进行曲》、《征兵歌》、《民团歌》、《保农乡》、《游击歌》、《打日本》等，体现了新桂系实施的抗战教育方针。

抗战胜利后，由于新桂系的反共反人民，同蒋介石一起发动内战，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青年学生纷纷举行罢课和游行，声讨反动统治者的罪行。新桂系为了杜绝学生的“不轨行为”，甚至在一些学校实行“五人联保”，严加管束。1948年又通过“培植优良学风案”，对进步师生进行思想禁锢和政治控制。但是，许多学校如宜山庆远中学，柳州龙城中学、忻城国民中学、思乐中学等许多学校的壮族学生纷纷参加中共领导下的地下斗争或参加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

二、学校教育状况

1.小学教育

1933 年至1940 年间，广西大力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中小学教育有很大发展。1940 年后小学复纳入全国教育轨道，到1949 年解放前夕，大体维持乡镇办中心小学，村街办国民学校的办学形式，壮族聚居的地方亦然。

1938 年至1943 年间，在校学生每年均有150 万人以上，为广西教育史上最多的时期。如1942年省教育厅在“教育施政概况”中说：“现在全省各中心校及国民学校学生，占学龄儿童总数53%强。其中各县强迫教育成绩，最高者占学龄儿童90%以上，最低者仅30% 。”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两次侵入广西，中、小学校舍、设备受到严重破坏。抗战结束后，桂系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小学经费紧张，学校设备简陋，教师生活艰苦，至解放前夕，小学在校学生人数下降。1948年7月28日《广西日报》载：万承县失学青年及儿童约占70%以上；果德县失学青年及儿童在80%以上；西隆县全县人口9万余，受教育者仅占3.7% ；宜山县失学青年和儿童占60%；南丹县失学青年和儿童占66%。1949 年百色地区有人口165 万人，在校小学生为35911人，每万人中仅有小学在校生45人左右。

由于民国以来，师范教育一直未得到相应重视，小学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30 年代末至40 年代初，虽在壮族聚居的地方创办了天保、龙州、南武、柳庆师范，在武鸣等县创办了简易师范，但由于学校规模小，师范毕业生占不到当时小学教师．总数的10%。地处平原的壮族县，1941 年、1942 年、1943 年考核统计，不合格的教师分别为86%、75%、71% 。在山区县，几乎都是高小毕业生或高小肄业生担任教师，文化素质比较差。教师中女教师占的比例很小，如百色县，1947 年有女教师37 人，占教师总数的7 ％。教师的生活待遇低，不安心于学校教学，从1948 年秋起，小学教师薪津改用稻谷支付，月支100 斤不等，由县统筹，不足者由学生交米补充。许多教师“衣不遮身，食不果腹”，无心于教学。

2.职业技术教育

1933 年广西取业学校只有3 所，一所是南宁省立第一妇女工读学校，招收14—35 岁因贫困而失学的妇女，学制为1 年，学习织布、制鞋、织袜、织毛巾、刺绣等实用技术；一所在梧州；一所在邕宁，学染织、机织技术。另外，省立女子中学一律不招普通班，改招职业班，省立第一女一子中学招商科和染织科各一班，第二、三、四女子中学各招一班幼儿师范班。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迟缓，主要是战乱频繁，政局动荡之缘故。30 年代后期和40 年代初期，广西陆续兴办一批职业学校。

抗战时期，职业学校有所发展。农业方面有省立平乐初级实用职业学校（1938 年），柳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1940 年），省立南宁高级农业职业学校（1944年）；工业方面有省立桂林初级工业实用职业学校（1940年），省立桂林职业学校（1943 年），省立桂林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省立柳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 945 年），省立西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45 年）；商业方面有省立桂林高级商业学校（1942 年），中华补习学校（1942 一1943 年）；医药方面有天保省立医院附设助产护士学校（1939 年），百色省立医院附设助产护士学校（1941 年），省立桂林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1944 年），省立梧州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南宁高级中医职业学校。此外，还有私立安澜工业职业学校和香江平正高级商业职业学校。一些政府部门、工厂企业也开办各种职业技术训练班。县办的初级职业学校有4 所，其中一所在壮族聚居的上林县，1945 年创办，设农林、畜牧两个专业，共5个班，为地方培养了一些实用人才。职业技术学校的规模都小，培养的学生不多。1943 年是广西职业学校学生最多的一年，也仅有1713 名学生。省立职业学校虽面向全省招生，由县考送，但因招生人数少，又多分布在城市，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除天保和百色护士助产学校真正能招些壮族学生外，其他学校招收的壮族学生不多。

日本侵入广西，除百色护士助产学校外，其余职业学校都遭到破坏，桂林、柳州的职业学校基本被毁。抗战胜利后进行复员，但不久新桂系参与发动内战，对职业教育便实行调整、压缩、停止招生的方针，至解放前夕，广西实存职业学校16 所，仍以省办的多（l0所），县办的少（4 所），私立的更少（2 所）。在壮族地区的县份已没有职业学校。

专业设置。工业方面一般有：印刷、印染、纺织、土木、机械、电机等；农业方面一般有：种养、林业、兽医等。学制，30 年代，初级职业学校学制一般1—3 年，高级职业学校视招生对象的学历而定，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者学习3 年，小学毕业或同等学历者学习5 一6 年。30 年代末至40 年代，初、高级职业学校一般为2 至3 年，短期班为半年至一年。办学形式以联办、合办为上，如护士助产职业学校与医院挂钩，农林职业学校一般与农场或农事试验场挂钩。

3.成人教育

1927 年省教育厅，通令各县开办平民学校，利用各地方学校课余教室，或日间或晚上教习2 小时，进行平民识字运动。课程设置“以读书、习字、珠算为正课，体育随意”，教材采用《 平民千字课本》，经费由各县支给。但多数县对办平民学校不重视，经费也不足。据民国十七年各县上报材料看，成立平民学校的“尚属寥寥”。

民众教育真正引起重视是在30 年代初。1931 年7 月，广西当局《厉行推广民众教育办法大纲》，利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兼办民众学校，规定16—40岁的失学青年及成人，须入民众学校接受识字训练和公民训练，确定从省、县教育经费中划出10—20%为民众教育经费，在经济不发达的壮族地区一般是结合民团训练进行，由省教育厅印发《民众基础读本》，教员由民团督练官充任，这就流于形式了。

1933 年广西开展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将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综合在国民基础学校统一办理，使义务教育与民众教育合二而一。1935 年3 月公布《广西国民基础学校办理通则》，规定16 周岁以上之男女失学成人，分别强迫入男女成人班，受6个月之基础教育。

1939年，广西省政府决定这一年为“成人教育年”，集中人力、财力，运用政治力量，实行强迫教育。凡年满18 周岁以上45 周岁以下的失学成人，以及尚不能阅读和了解部颁民众学校课本第一、二册课文者，须入成人班就学。各级国民基础学校，以及省、县私立中等以上学校及各地文化实业团体，均应设置成人班．男女分班分期抽签、强迫入学，不从者或罚款或禁闭。如田东县规定：“无故不入学和中途退学者，日罚金50元，如无力缴罚金，则罚劳工，日抵50 元，再拒不入学者则送县府禁闭。”

由于实行强迫教育，受教育的人数增加。全省入学人数达2157912 ，占应入学人数的79% , 1944 年上半年至1945 年全省已受国民教育的成人统计为465万人。1945 年5 月，省政府颁布《 广西省现阶段成人教育推行办法》，强调成人教育先从国民兵入手，确定成人教育内容为“管、教、养、卫”，并选定百色和凌云为示范县先行实施，百色县结业的国民兵1976人，凌云县1350人。综观新桂系的成人教育，其过程约15 年，因是在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施行的，濒临破产，生活无着的广大劳苦农民，很难接受这种强迫教育的措施，其真实的成效自然有限。至于边远的壮族地区，那就更困难了，据《壮族百科辞典?教育类》 记载：旧中国的广西，经济贫困，教育是落后的。至建国前夕，壮族聚居的地方，文盲仍达80%以上。”文盲比例如此之高，可知新桂系的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成绩甚微。

4.中学教育

新桂系统一广西后，广西中学教育有所发展，形成了省立、县立和私立中学并举的格局。1931 年，有省立中学20 所，县立40 所，私立9 所。全省有94 个县，其中有37 个县办了中学（主要是初中），占38.3% ，但主要分布在汉族聚居的平原地区。没有中学的57个县，占61.7 % ，大部分是壮族聚居的山区县份。

1936 年，省政府颁布《广西国民中学办法大纲》，规定国民中学以县或数县联立为原则，规定凡未办有中学的县，必须尽快创办国民中学1 所。这样，便形成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完全中学和国民中学等多种办学的形式。在壮族地区主要是办国民中学，1938 年省政府将全省划为n 个民团区，每区设省立中学（高中或初中）1 所，中学有所发展，各类中学达到88 所。但发展很不平衡，壮族聚居的百色、天保、龙州3 个民团区共辖28个县，只办有中学10 所，占36% ，而未办中学的有18个县，占64%。在10 所中学中，国民中学占了7 所，初中3 所，高中一所也没有．这些地方的初中生要读高中十分不便，当时高中只有南宁、梧州各1 所，完中只有桂林1 所。省教育厅规定：南宁高中招收南宁、百色、天保、龙州4 区学生。马山、都安等县学生上高中到南宁来，要步行3 一4 天，百色、天保等地的学生来南宁读高中，就更艰难了。柳州、庆远等区的壮族子弟要上高中，则要跑到遥远的桂林。

1941 年，广西全省中学发展到129 所，有所增加。但到日本入侵后，中学教育惨遭破坏。抗战胜利后，中学教育有所恢复，1946 年，在壮族地区或壮、汉杂居的地区已办有高中的有：柳州中学、庆远中学、武鸣中学、百色中学、靖西中学、龙州中学、贵县中学、横县中学、都安中学，除柳州、武鸣、百色3 所中学规模达到5 个班以上外，其余为1—4 个班不等。初中规模也小，一般也是1—4 个班，如：县立的思恩、宜北、凤山、西隆、田西、乐业、西林、田州、镇边、敬德、龙津、思乐、明江、上金、凭祥、宁明、养利、左县等的初中，区立的邕宁迁龙、横县西南和中区、田东保城等初中，私立的邕宁天志和班峰、隆安立达、横县鳌山、镇结宝田、龙茗添些等初中，规模都很小，在校学生仅100—200 人。

1946 年后，新桂系与蒋介石一起发动内战，广西搞得民不聊生，经济枯竭，无力发展中学教育。1948 年7 月起，便明令“禁止增设中学”，而原有县办的初中，也因经费困难先后关闭，如西林、凭祥、养利、雷平、忻城、果德、敬德等许多县办的初中，都在这时先后停办。有些县办的初中虽靠学生缴交学谷、学米维持一阵，但学生家庭粮食紧缺，也难支付，学校自然日趋衰落。所以，至解放前夕，壮族地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水平的人不多，如武鸣1949 年有壮族人口244000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者仅有4093 人，每万人中有初中生168 人。武鸣为壮族地试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县．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所占的比例如此低，其他贫困的县就一可想而知。

学制初中为3 年，高中也为3 年，分春、秋两季招生。课程一般均按民国21 年（1932 年）教育部颁布的《 中学课程标准》 设置。初中设有：公民、国文、英语、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体育、卫生、劳作、图画、音乐，共15 门；高中设有：公民、国文、英语、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算学、物理、化学、生物、体育、卫生、军事训练、伦理、图画和音乐，共17 门。在课程设置中新桂系从推行‘三自”、“三寓”政策出发，对军训课尤为重视．不仅在高中开设，在初中也要开设，军训课的学科、术科成绩不及格者不得毕业和升学；在龙州、天保等地限设法语课，不管课程如何变动，学校体育、美术、音乐课程一直保留。

5.师范教育

清末民初，广西设立师范不多．到1929 年，新桂系将仅留下来的省立第一、第二、第三师范学校分别并入梧州、桂林、南宁各高级中学，各女子师范也改办为女子中学。1932年全省建有县立师范4 所，其中有3 所在壮族聚居的凰宁、奉议、凌云；县办的师范讲习所35 所，其中有30 所建在壮族聚居或壮族与其他民族杂居的县，但规模都很小，一校一班。1933 年9 月省府公布了《 广西省国民基础师范学校办理规程》 ，规定每个师范区都要创办一所师范学校，但无法实施。只在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开了师范讲习所，时间1年，办了5 期，结业生100 多人。1935 年在南宁办了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专招包括边远壮族地区在内的少数民族学生，至1949 年有毕业生505人。

师范教育的衰落给教育事业带来严重影响，使当局不得不考虑要单独建制师范学校。1938 年8 月，省政府颁布《 广西国民基础教育师资培养方案》 ，规定全省分为7 个师范区，各区分期设置师范学校，并按“先就边区设置”的原则，于1939 年先办起了百色、天保、龙州和平桂（平乐和桂林）4 所师范。次年又办起了柳庆、南宁、浔梧玉3 所师范，均为省立。1944 年办了省立桂岭、桂林、平乐、柳庆、南武、龙州、百色、天保、浔梧玉等9 所师范。另办有省立东兰、养利两所简易师范学校，以及县立简易师范学校6 所，其中一所在壮族聚居的田东，一所在壮、汉杂居的宾阳。省立师范已覆盖广西，但县立师范仍然很少。

1944 年秋，日寇侵桂．除省立天保、百色和县立田东师范没遭损失外，其余均惨遭浩劫。1946 年进行教育复员，师范学校有所增加，原省立浔梧玉师范一分为三．即分为浔州、梧州、玉林师范，并将桂林、梧州、南宁3 所女子中学改为女子师范。省立简易师范仍为2 所，县立简易师范有10 所，隆安、武鸣、田东、田阳和贵县、宾阳壮族聚居或杂居的县都有简易师范。此外，一些县中学还附设师范班。1949 年，新桂系已是奄奄一息，勒令桂林师范学校停办。又因经费困难，停办了省立东兰简师。

6.高等教育

在30年代，广西高等教育有所发展．形成了国立、省立、私立大学并存的格局。抗战爆发后，从外省迁来几所高等学校。但壮族地区的学生因家庭贫困，能上大学深造者较经济发达地区的汉族少，但也有不少壮族子弟考上大学，有的还考上外地名牌学校，成为出类拔萃的学者。如1929 年毕业于北京天学的苏康甲，1930 年毕业于武昌大学的郑建宣，1932 年毕业于北京师大的黄现璠，1935 年毕业于上海交大的甘澄泽，1947 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的甘幼强等。

新桂系统一广西后，即注意发展高等教育。1928年10 月成立了广西大学，先招了预科生260 人。1929 年，粤桂战发，广西大学停办。1931 年，省局底定，于是复办广西大学，并成立理学院。1936年6月，按照《广西高等教育整理案》，改组广西大学，由省主席黄旭初兼任校长，决定设本部于南宁以统辖各学院（10 月本部又迁往桂林），至1937 年，广西大学已发展成为包括理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文法学院，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土木、机械、矿冶、农学、林学、文学、社会学、师范、政治、经济、法律、医学等多科性的综合性大学，1939 年改为国立广西大学，面向全国招生。学制为本科4 年，专科2—3 年，预科3 年。

1934 年11 月，广西医学院建于南宁，1936 年9 月迁至桂林，内部规模逐渐扩大，设备也日臻完善。学制为本科6 年，专科为3 年。日军于1944 年再度侵入广西，医学院分两部分分别迁往贺县八步和三江富禄，至日本投降后迁回桂林。

为培养各县乡村师范之师资，1932 年10 月创办了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校长为进步人士杨东纯。学校聘任的教师大多为进步文化名人，如朱笃一、薛暮桥等，1935 年陈此生任师专教务长，又先后介绍陈望道、邓初民、杨潮、夏征农等进步人士来校任教，并宣传抗日，组织“广西抗日反法西斯大同盟”。师专不仅为广西培养了一批师资，也为抗日救国培养了一批人才。1936 年8 月广西师专并入广西大学文法学院。1941 年秋，省政府决定筹设广西省立桂林师范专科学校，12 月开学上课。次年4 月改为省立桂林师范学院，学制为4 年。1943 年8 月，改为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日寇侵桂时，学院撤至贵州平越。抗战胜利后，迁回桂林，1946 年秋又迁往南宁，改名为国立南宁师范学院。

1946 年2 月，广西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开办于桂林，并将广西省艺术师资班及私立榕门美术专科学校归并办理．除收容其原有学生外，并招新生，简易班学制为2 年，其它为3 年、5 年不等。

1942 年，私立西南商业专科学校在桂林成立，内设银行、会计、工商管理三科，学制为2年。

1945 年，省立西江学院在百色成立，西江学院是社会集资开办，协款的有邕宁、百色、靖西、田阳、天保、东兰等35 个县，其中大多数为壮族聚居县。由于是西江上游各县筹款而立，故初定名为公立西江学院。学制为4 年。1945 年9 月迁校址于南宁津头村，改为省立。次年6 月，复为省立西江文理学院。

广西高校虽不多，但门类齐全，有理工、财经、农医、文学艺术等，专业多，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土木工程、机械工程、采矿冶金、农学、林学、医学、商学、文学、法律、史地、畜牧兽医、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会计等。办学能从实际出发，不拘一格，质量甚高，颇具特色。

新桂系时期，广西的高等学校虽都面向全省招生，但壮族子弟能上大学深造的不多，如广西大学初办时期无一壮族学生，到1939 年时才有上林的苏朝栋从该校毕业．解放前进入广西大学的壮族学生仅有12 人，进入广西医学院就读的仅有9人。

7.留学教育

1929 年4月，广西当局颁布了《广西省公费留学国外学生暂行规程》，规定广西出国留学生每年暂定为36名，且须为广西籍学生方可应考。同时对考生条件和出国后应遵守的规则也作了明确规定，如考生有反对政府行动，吸食鸦片，劣迹显著．身心不健壮者不得参考；在学业上，须取得国内大学或专门学校本科毕业，曾在省内服务2 年以上，经服务机关证明者。1934 年l0月，公布《 广西省自费肄业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贷学金暂行规程》 ，规定：每年无息贷学金总数为10 万元，凡留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经县政府证明，可向省申请贷学金，每年核发一次，毕业后逐步偿还。这种贷款含有奖励的性质。

此外，对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也实行优惠政策，吸引他们回桂效力。1934 年11月公布的《 广西省留学国外毕业生之服务办法》 ，规定“留学国外毕业生，不论公费或自费，凡回省呈请登记后，除因特殊需要即时委任职务外，其余概派为本省行政研究院研究员，从事研究本省建设事业的各种专题，提供领导参考”, “使留学毕业生回省后，不患无机会用所学”之忧虑。

由于政府鼓励，又有章可循，1934年，广西公费、私费留学生达400多人，为广西留学生最多的时期。其中来于壮族聚居的除龙州、靖西、宁明等县外，还有邕宁28 人，武宣14 人，扶南6 人，柳州5 人，西林3 人，宜山2 人，武鸣l 人。虽然不能肯定这些人都是壮族学子，但其中必有壮族子弟。

留学生去的国家也较为广泛，有去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也有不少去苏联的，但以去日本的居多。

随着时局的变化，留学生数和留向均有变化。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加剧，留日学生不仅少，而且已去留学的学生也纷纷返回祖国。此后，由于战局影响，留学生数减少了。1935 一1944 年的10 年间，考取公费留学的有58 名，但实际上出去的只有28 人。去向上以去美国的学生较过去稍有增多。壮族学者余史缙便是于1938 年去美国密西根大学留学的。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新桂系政权面临崩溃，财政枯竭，公费留学生减少，1947 年算是广西留学生最多的一年，也仅有29 人，壮族学者甘怀义就是这一年赴美留学的，还有私费生黄启汉（壮）等若干人。同年年底，省政府宣告公费留学结束。

三、文山、连山壮族地区的教育

为了推进边地教育，1935 年云南省教育厅在文山地区设省立小学2 所．即邱北小学、富宁小学。省立小学的建立，其目的在于“以为各该地小学教育示范之中心”。

至1949 年，文山地区有小学600 多所，壮族学生14252 人。在马关县，1927 年，中共云南省委临时委员会派共产党员李国定到八寨小学任教，李国定以学校为基地，建立了八寨小学特别党支部，发动农民组织武装，于1930 年爆发了震惊滇东南的八寨农民武装暴动，从此点燃了马关地区的革命火焰，八寨小学由此而光荣地载入了革命史册。1915 年创办的者保小学，是一所专招壮族学生的学校，其学校经费均由有学生入学的村寨群众筹集，每年可得折合钱千余吊。为了充实学校师资，在西畴县，1939 年特办了一期以壮族学生为主的短期师范班，群众以尊师重教之风饮誉云南。至1949 年，该校共培养了1000多名壮族学生。

在云南的壮族地区，中学教育起步较晚，直至1914 年，才由开化、广南、蒙自等13 县在蒙自成立了临（临安）、开（开化）、广（广南）十三属联合中学，为文山州普通中学教育之先声。1916 年文山、西畴、马关、屏边4 县联合创立了文山地区第一所中学，名为“文山等四县联合中学”，但时办时停，先后仅毕业了4 班学生．1929 年，地方稍安，于是开办了文山县立中学，不久亦因地方战乱而中断。1931 年5 月，又在原四县联合中学旧址上办起了“云南第四中学”。后来一些县也办了些中学，但大都与中师合办，一校两制．1949 年10 月，文山地区办的中学有：省立文山开广中学（完中）、广南初中、邱北初中、文山初中、西畴初中、马关初中、西畴畴阳初中、砚山初中、麻栗坡初中、马关长春初中、稼依初中。但在这些中学中，壮族学生仅有282 人，是不多的。

师范教育发韧于1923 年。当时在文山开办了一所女子师范专修班，学制为1 年。后来又在文山、广南、西畴、麻栗坡等县开办师资训练所。到了30 年代，师范学校一般设在中学内。有的又时办时停，师资和教学设备都很差，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的实验很少。

中等专业技术教育。1941 年，在广南办有实业所，内设蚕桑专业，学生16 名。到1938 年，云南省为了改进和推广职业教育，将全省划为7个职业教育区，并分区设置各种职业学校，临安、开化、广南属云南省职业教育三区。这个地区的中学附设初级实用职业班。当时，文山的省立开广中学曾聘请麻栗坡有名技师张永福教学生编制油帽，每日教学两小时。
连山县的壮族地区,1928年，全县划分为6个区，每区均设立高等小学l所，直至解放。中学教育方面，解放前仅办有连山中学1所，收初中1个班，规模很小。壮族90％是文盲。

第四节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教育

左、右江地区是壮族的大聚居区，1929年12月至1930年初，百色起义和1930年1月龙州起义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了起来。为了保证革命战争对人才的需求，党和工农民主政府及时制定根据地的教育方针、政策，积极发展普通教育，开展党、政、军和平民教育活动，这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教育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而且具有与其他革命根据地不相同的特点。

左、有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方针、政策，概言之，是教育面向劳苦大众，为土地革命战争服务。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党和工农民主政府即着力于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革命战争。作为革命根据地建设任务之一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必须为动．员、组织和武装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服务。因此，彻底解除过去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工农群众身上的精神枷锁，唤起民众投身土地革命，就成了党在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当时党和苏维埃政府明确提出根据地的教育方针是：“推翻旧礼教，创造好风俗” ，“教育劳动化”， 并要求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来“提高士兵的智识教育”, “提高劳动青年的智识教育”, “提高劳动儿童教育”和“提高瑶民的智识教育”。

为了保证革命根据地教育方针的实施，党和工农民主政府还具体规定了如下政策：（一）“免收工农子弟一切教育费用”, “免收劳动青年一切教育费用”; （二）“瑶民在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一律平等”; （三）“实行男女共同教育” ，并提出要“创设劳动人民通俗阅报室；创设劳动人民通俗图书室；创设劳动人民夜课学校；提高劳动儿童教育（设立幼稚院）；创设劳动人民免费学校”等。

为了加强对革命根据地教育的领导，党和工农民主政府还在各级苏维埃政府中设立文化委员会或文化委员，负责指导各县、区、乡文化教育工作，并规定了文化委员会和文化委员的职责。如“调查学龄儿童及失学群众；办理群众学校；强制儿童教育；实行识字运动”等等。

红军也把文化教育事业当作一件大事来抓。1930 年，由红七军政委邓斌（邓小平）、军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签署的《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明确提出：“提高文化，普及教育；劳动儿童，免费入学”的方针。1930 年9 月19 口《红七军前委通告（第七号）》 还提出：“苏维埃对文化运动、识字运动… … 等工作要积极进行，以提高群众的革命情绪。”1931年5月20 日，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颁布的《右江上游各县革命代表大会决议案》 作出规定：“教育方面。如开短期训练班… … 研究革命书籍，多看新闻报纸 …… 揭破麻醉教育的各种课本、各种画报传单。”

为了团结和依靠知识分子办教育，共产党和工农民主政府还实行了如下政策。

（一）政治上一视同仁。百色起义后的第二天，红七军便把百色各中、小学的教师召集到百色中学来，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希望他们支持红军和工农民主政府，鼓励他们参加革命根据地教育建设。除团结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的教育工作外，一些地方的党组织还积极发展教师加入共产党。

（二）经济上一律平等。红七军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认真执行“红军官兵伕，待遇一律平等，月饷贰拾元”的政策，派员到百色镇所属的各个学校去，逐一给教师发薪金（20元）。

（三）工作上依靠。在左、右江地区，各级劳动小学的教员都是原来当地的老师。如东兰县劳动小学成立后，除校长白汉云（中共党员）为苏维埃政府新派来外，其余的教师都是聘请原县高等小学的教师来担任。在乡村，各地的平民夜校或农民文化夜校的教员，大多也是由当地的知识分子担任的。

这些方针政策，就其性质而言，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但在内容上也其有社会主义的因素。特别是“教育劳动化”的提出，在中国教育史上意义深远。革命根据地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劳动人民第一次掌握了教育大权。它对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起了推动作用。

二、普通教育

文化教育事业是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农民主政府特别重视发展文化教育，尤其是普通教育。1929年10月底，东兰县革命委员会颁布的《 最低政纲（草案）》 中，就规定了普通教育．的任务：“…… 提高劳动人民儿童教育；创设劳动人民学校…… ”等。并于1930年初，提出县、区、乡都要创办劳动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