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东亚南洋语言历史文化圈假说

东亚南洋语言历史文化圈假说（一）

李葆嘉

提要：如果把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的语言关系的早期类型确定为语网和语区，植根于印欧谱系树眼光和东亚南洋语言事实的龃龉所导致的语言系属关系观点的纷纭繁杂，有希望迎刃而解。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的价值就在于力图为未来的汉语语言史、中国语言史和东亚南洋诸语言的研究提供一条新的研究思路。在语言描写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参证语言年代学和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遗传学等领域的一系列成果，可以探索东亚—南洋语言的史前渊源、鸟瞩东亚—南洋语言的演变大势、阐释汉语和周边语言的同源异流现象，并且纵横中国境内语言的古往今来，溯源沿流华夏汉语的历史演变。

    尽管从东西方古老的传统经济方式的差别，就可以窥见东西方语言关系类型的迥然不同，但是由于历史比较语言学发轫于19世纪的西方，并且依据世界语言中少见的、由史前游牧文明所决定的分化轨迹的印欧语事实建立了谱系树模式，因此当西方学者和那些受西方语系说熏陶的东方学者以“印欧语眼光”审视远东语言的时候，谱系树模式与远东语事实的龃龉必然导致东亚南洋这一广袤区域的语言系属关系的众说纷纭。如果把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的语言关系的早期类型确定为非语系的语网和语区，印欧谱系树眼光和东亚—南洋语言事实龃龉所导致的语言系属关系的歧异，也许有希望迎刃而解。

                     一、 东亚南洋语言关系假说的歧异

   （一）汉藏—印欧语同源说
    1871和1872年，远东语言学研究的先驱艾约瑟（J. Hdkins）在《中国在语言学中的位置：揭开欧洲和东亚语言具有共同来源的一个尝试》中和施莱赫尔（G. Schlegel）在《汉语—雅利安语》中相继提出这一欧亚语同源言假说。1963和1965年，美国谢飞（R. Shafer）的《欧亚语》和《欧亚语言学的超级语系》中又发扬这一同源说。1995年，加拿大蒲立本《汉语的史后和史前的联系》中从语音结构和同源词两方面试图论证汉藏语和印欧语的发生学关系。他所构拟的上古汉语的两个元音的系统，与原始印欧语元音系统存在对应关系。在辅音方面也存在一些对应规律，如上古汉语 *N- 对应原始印欧语的 *g-，并考证出24个同源词。蒲立本并且认为汉藏语和印欧语的分化在6000年以前，即在利用历史比较法构拟出来的原始印欧语之前。德国学者张聪东在《古汉语复辅音在印欧语词汇的印证》（1991）中，从谐声字和印欧语词根音义相通的“同源系列”入手，试图揭示汉语和印欧语的相似性。如果这些同源系列对应可靠，那么东亚语和印欧语之间的古老的史前同源关系，其背后隐含着意义更为深远的人类语言起源单源论的证据。
   （二）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同源说
    1881年和1887年，格鲁布（W. Grube）和拉古勃里（T. de. Lacouperie）先后在《汉语的历史地位》和《汉文创制前的汉语》中讨论汉藏语言的系属问题。1911年，科诺（S. Kenow）在《印度语言调查》中最早提出侗台语属于汉藏语系，同时认为藏缅语的词序为SOV，汉语和台语的词序为SVO。在对藏缅语所知甚少的情况下，法国马伯乐（H.  Masp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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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汝杰《中国语言系属研究述评》，《云梦学刊》1996年第3期。

提出了汉藏语系分为东支汉—台语族和西支藏—缅语族的设想。这以后，施米特（W.Schmidt，1914）、特罗姆贝提（A.Trombetti，1923）和普鲁伊路斯基（J.Przyluski，1924）都提到汉藏语或印支语。
    1934年，赵元任《中国分省新图》中在阿尔泰语类之外，分出包括汉语系、太语系、苗瑶语系和藏缅语系的汉藏语类。1937年，李方桂以当时的语言调查和理论为基础，在《中国年鉴.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中确定了包括汉语族、侗台语族、藏缅语族和苗瑶语族的汉藏语系，认定汉语和侗台语同源的主要依据是单音节和声调。张琨（1947）又证明了苗瑶语声调和汉语的一致性（1970），但后来马提索夫等提出“声调发生”的概念，认为声调的发生和语言发生学无关。邢公畹（1948）和俞敏（1949）从语法角度论证汉藏同源，但60和70年代，河野和桥本万太郎认为汉语和藏语的语法系统差别太大，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结构类型。尽管如此，李氏四分系统一直是中国语言学界长期认同的传统分类法。虽然《中国语言学报》（1972）在重新刊登李氏旧文时并加上了“李氏的论述在本质上仍然是正确的和有用途的”编者按，但是李方桂在《台语》（1974）中却承认台语和汉藏语系的关系从未明确建立。陈保亚认为，与美国学者的同源标准不同，中国学者的“汉藏语系说”研究方法采取的同构标准。然而这仅仅是表象，在一些中国学者的潜意识中是“传统疆域标准”——即宁可把境外语言纳入汉藏语系，而绝不可以将境内貌似汉藏语的语言认定为非汉藏语系，除非这种语言和汉藏语的差距实在太明显。
   （三）台语—加岱语—印尼语联盟说
    与中国学者的“疆域文化决定论”不同，美国学者采取的是“语言文化决定论”。从1935年，美国的一些语言学家在人类学家克罗伯（A.L. Kroeber ）的主持下，开始执行汉藏语言比较研究计划。1942年，白保罗（P.K. Benedict）的《台语—加岱语—印尼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提出台语（相当于侗台语族中的壮傣语支）、加岱语（包括黎语、拉嘉语、仡佬语等）与印尼语才具有发生学上的关系，而不是与汉藏语，台语和加岱语只不过在汉语影响下发生了很大变化。
    白保罗认为：1．虽然加岱语是单音节、孤立型，和台语一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但声调和词音单音节结构不能作为语言亲属分类的依据，而台语和汉语的对应词是借词。2．加岱语和台语、印尼语一样，是NA 、VO的顺行结构。藏缅语的原始形式是逆行结构OV，而卡伦语和汉语的VO顺行结构是受澳泰语、苗瑶语、孟高棉语影响的结果。3．台—加岱—印尼构成一个单一的语言连续体。虽然加岱语和台语的单音节与印尼语的多音节不同，但这是加岱语和台语从汉语中借来声调且音节脱落的结果。尽管加岱语更接近台语而不是印尼语，然而加岱语是这三位一体的过渡成员。 4．台语—加岱语—印尼语的祖先是原始澳泰人，也许历史上的澳泰人文化技术比北方汉人发达。台语词汇之所以与印尼语相差甚远，而与汉语词汇近似，是因为上古汉语向澳泰语借词后又贷词给澳泰语的结果。5．加岱人是中国中南部的土著居民。仡佬人的老家在贵州，由于苗族的进入而迫使他们南迁。白保罗进一步推断，长江流域以南是玻里尼西亚人或原始澳泰人的居住地，他们从中国南部海岸经过海南岛迁徙，北支迁移到台湾，东支迁移到菲律宾，南支迁移到越南、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印尼语曾分布在南大陆的语言底层，可以从加岱语中看出来。6．在孟高棉语为主体的地域以南的马来语今天异乎寻常的位置，只能解释为它是从印尼诸岛由海路迁徙而来的。北面的台语—加岱语、东面的占语和南面的马来语，在孟高棉语的周边呈现出弧形分布状态。而苗瑶语可能是原始南方语的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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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保亚《百年来汉藏语系谱系研究的理论进展》，《语言学论丛》第21辑，商务印书馆1998年。
“加”Ka是拉嘉语、仡佬语“人”的前缀，“岱” dai是黎族自称。

    台语—加岱语—印尼语的原型，就是施米特《世界的语系和语言圈》所划出的原始南方超级语系（Austric  Superstock）的北支，与南支孟高棉语的分裂一定发生在华南—印度支那地区，随后这两支分别在南北定居下来。德国史图博（H. Stubl）在《海南岛的黎族：为华南民族学研究而作》（1937）中指出印尼人和密克罗尼西亚人许多相同之点。黎族原有的印尼文化特征早已为大陆上汉化的加岱族所忘却，台—加岱—印尼共同的人种图象早已磨损得无从修复。
    与白保罗共同完成《汉藏语言学》手稿的谢飞，早在1938年就通过基本词汇比较，发现台语和汉藏语之间缺少语音和语义上的紧密关系，认为台语不属于汉藏语系。虽然在《汉藏语系语言的分类》（1955）中仍然将台语归入汉藏语系，但认为汉语与藏语的关系比与台语的关系更接近。即使台语与汉藏语有关系，那种亲属关系也很遥远。同时，谢飞的汉藏语系说却把黎语和苗瑶语排除在外。奥德里古尔（A. Haudricourt）在《台语的语音和词汇》（1948）中认为，台语和汉语接近的常用词是数词、军事术语和工艺术语等一些容易借入的文化词汇，与之相反，人体部位名称和农业词语都和相应的汉语很少具有共同之处。通过基本词语比较，欧德里古尔也得出了马来—玻里尼西亚诸语言发源于亚洲的结论。伊万诺娃（E．B．Иванова）在《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1970）中认为：台语民族的祖先属于包括现代印尼和孟高棉诸民族祖先在内的同一原始人种集团。在起源上大概与汉藏诸民族没有关系，但是从太古时代就开始接触了，并且这些接触在台语族的语言文化中留下了若干痕迹。赞同这一假说的还有易嘉乐（S. Egerod）、福雷斯特（R. Forrest）、包拟古（B. Nicholas）和马提索夫（J. Matisoff）等。
    与白保罗的台语—加岱语—印尼语联盟说得到国际语言学家的普遍赞同相反，绝大多数中国语言学家还难以接受侗台语和苗瑶语从汉藏语系中分离出去的结论，依然固守传统四分法。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中国语言学家依据语言事实，从“疆域文化决定论”中突围出来。闻宥在《台语和汉语》（1957）中通过台语和汉语基本词汇的比较，认为二者没有同源关系。罗美珍在《试论台语的系属问题》（1983）中认为，台语是在汉藏母语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语言。古代台语民族即百越族，其语言原是多音节型。《世本.居篇》：“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扬雄《方言》所载的吴越词语是双音节，如怜职爱、煦暇热。作为百越的一支，南迁以后的印尼人保留了古老的粘着型和多音节。留居大陆的台语先民则放弃了百越语或原始马来语，换用了原始汉藏语。原始汉藏语分化以后，独立发展成一支语言的台语残留着原始马来语的底层。倪大白在《中国的壮侗语与南岛语》（1988）和《南岛语与百越诸语的关系》（1994）中，把侗台语和印尼语、阿眉斯语、布嫩语、回辉语、菲律宾语和马来语进行比较，得出侗台语和南岛诸语言的基本词汇具有一致性的结论，并且参照考古学和人文史资料，证实侗台语和南岛诸语言同出一源，但侗台语的语言类型已经转变，侗台语的系属应称之为“马来—支那语”。这些研究表明从基本词汇角度看侗台语和印尼语有亲属关系，从结构类型角度看侗台语和印尼语有亲属关系。根据混合语理论，侗台语可能是一种历史混合语（从公元3世纪开始），侗台语的“基础来源语”是南岛语，“混入来源语” 是汉藏语。
    雅洪托夫（S .E. Yakhotov）在《语言年代学和汉藏语系诸语言》（1964）中认为，单一的加岱语支是不存在的，加岱诸语言互相接近的程度和台语支诸语言一样，而不是更接近些。无论是台语支语言，还是加岱语支语言，只能在斯瓦迪斯词表中找到10—15个与现代印尼语一致的词语，这表明台语—加岱语与印尼语之间的亲属关系比台语和加岱语之间，甚至比汉语和藏缅语族之间的关系都要远得多。雅洪托夫的语言年代学研究结果和白保罗的分类法一样，都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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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法中的地位》（许浩福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1980年。

台语和苗瑶语不属于汉藏语系。语言年代学方法以语言分化模式为前提，排除了诸语言之间的接触或混合，只是一种封闭性语言的均时发展的比较方式。因此必须折算或扣除接触或混合所引起的加剧的词衰减变量，以弥补均时语言年代学方法之严重不足。如果考虑到汉语对台语的巨大影响，就不能够仅仅依据台语与印尼语的一致性词语的10—15个来计算分化年代，而应当进行年代矫正。
   （四）澳泰语系说
    在《台语—加岱语—印尼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中，白保罗以“新联盟”为基础进一步提出澳泰语系说。1943年写成的《汉藏语言概论》，由马提索夫找出来详加注释，直至1972年得以出版，公布了白保罗将侗台语和苗瑶语划出去的汉藏语系分类法。

    原始南方语（Proto-Austric）                                原始汉藏语

    北支澳泰语系             南支孟高棉语系                汉语     藏缅语        卡伦语

  台语  加岱  印尼          苗瑶        孟高棉        越南                      

    雅洪托夫在《语言年代学和汉藏语系诸语言》（1964）中用语言年代学方法，提出与白保罗相似的澳斯特利（Austric）语系说。

         原始澳斯特利语                                      原始汉藏语

印尼          侗 台               孟高棉—苗瑶      汉语          藏 缅             喜马拉雅

      黎语 侗水 台语     孟高棉  苗瑶            藏语         景颇 缅语 彝语 卡伦      

雅洪托夫认为：统计证明，在苗瑶语中可以找到很多与孟高棉语共同的词，而与侗台语共同的词却很少。苗瑶语也属于南方语系，而且在这一语系中比其他所有语言更接近于孟高棉语族，这可能是因为苗瑶语脱离孟高棉语族的时间比南方语系分化为三个语族的时间要晚。  
   （五）汉语南岛语同源论
    “南岛语系”这一术语据说是杰姆波沃利夫提出的，它包括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玻里尼西亚诸语族的语言。关于南岛语和汉藏语的关系20世纪初就引起语言学家的注意。1916年和1922年，孔好古（A. Conrady）发表了《澳斯特利语言和印度支那语言间值得注意的关系》和《澳斯特利语—印度支那语新的对应》。W.施米特用“共同底层”建立起包括这些语言的印支（汉藏语）—南方（南岛-南亚）超级语系。1942年，吴克德（K. Wulff）发表《论马来—玻里尼西亚语言和印度支那语言的关系》。通过泰语和南岛语、藏缅语和南岛语的词汇对比表，证明在澳斯特利语（南亚语和南岛语）和汉藏语（汉泰语和藏缅语）之间具有发生学关系，与藏缅语相比，汉泰语和南岛语的关系更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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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保罗《澳泰：语言和文化》论文集，1975年出版。
白保罗《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印行。

论东亚南洋语言历史文化圈假说（三）

李葆嘉

三、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的变迁鸟瞰

距今7000年前，在中国境内大致形成的新石器时代三大考古文化体系格局，奠定了这以后中国境内乃至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三大考古文化系统的创造者都是蒙古利亚人种，所说的太古夷越语、太古氐羌语、太古胡狄语就是现代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内诸语言的祖先。
（一）现代阿尔泰语是太古胡狄语的后裔
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持久冲突和交融中，除了进入中原的阿尔泰人融入华夏汉族而换用了汉语和迁徙中亚和欧洲的以外，留居大漠南北的阿尔泰人，则保留着原始胡狄语的粘着结构、SOV和NA语序以及语音和谐的特点。
粘着型的朝鲜语的系属比较模糊。处于朝鲜半岛的朝鲜语其基层为原始夷越语，基本词汇与南岛语同源。从文化底层来说，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 江淮平原等，在远古同属水耕文化系统，所说语言是原始夷越语。从文化接触来说，一方面，战国后期的燕国和秦朝先后控制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西汉初燕人卫满率领数千人进入朝鲜半岛北部，以燕、齐移民为基础建立了政权，扬雄《方言》收录了朝鲜语词，辽东—朝鲜半岛文化受到中原强势华夏汉文化的持续影响；另一方面，辽东—朝鲜半岛的北面是阿尔泰肃慎、乌桓、鲜卑等的游牧世界，从商周时代，朝鲜语可能就受到阿尔泰语的影响。由于文化接触，由此形成了以原始南岛语为底层，以阿尔泰语为表层，又向汉语大量借词的后代朝鲜语。在语言谱系研究中，以往的一些学者之所以主张将朝鲜语划入阿尔泰语系，其主要依据就是只看到朝鲜语和阿尔泰语的语言类型的一致性，而不了解朝鲜语的底层语言也是粘着型。朝鲜语即使归入阿尔泰语，也是形单影只，在N.鲍培的阿尔泰语关系图中与“楚瓦什—突厥—蒙古—通古斯—满洲统一体”不相联系。因此朝鲜语是一种历史混合语，可以看作南岛语和阿尔泰语的中间类型。
（二）现代藏缅语是太古氐羌语的后裔
参照雅洪托夫的研究，原始华夏语、藏缅语和喜马拉雅语从太古氐羌语中分化出来的年代是公元前25或35世纪（炎黄时代）。卡伦语分化出来的时间在稍晚，约在公元前20到25世纪之间（五帝时代）。藏缅语在公元前20到10世纪（夏商时代）开始分化出各独立语支。缅语从彝语支中独立出来是在4世纪或6世纪（东晋南北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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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安其《论朝鲜语中的南岛语基本成分》，《民族语文》1994年第1期。

在原始氐羌语的子语中，有些(如嘉戎语)还有着丰富的粘着词缀，有些已经不多。现代藏语中粘着词缀还不少，动词的时态都用词缀表示。藏语还存在着被认为可能是后起的屈折方式，由此使藏语的语言类型表现为粘着→屈折→孤立的历史演变趋势。河野和桥本万太郎所说藏语在词汇方面和汉藏语大有关联，然而在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主要是指现代藏语的粘着结构、SOV型及NA 、AN的并用。词汇方面藏语和汉语大有关联，是因为源于氐羌的姜周使华夏汉语“氐羌化”；藏语的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并非受阿尔泰语影响所致，而是原始氐羌语即粘着型而藏语保留着古老的句法结构。进一步向远古追溯至距今一万年前，原始氐羌语应和原始阿尔泰语具有亲缘关系。
（三）现代南岛语是太古夷越语的后裔
南岛语系的分布区域相当辽阔，北起台湾，南到新西兰，东到南美洲以西的复活节岛，西到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岛。与世界上其他语系相比，南岛语系的数目较多，约有九百多种。中国台湾就有二十几种南岛语言。白保罗、欧德里古尔都推断南岛语源于中国大陆，从大陆出发南迁的居民将南岛诸语言流播到南太平洋群岛，马来—玻里尼西亚语和亚细亚—马来人的发源地应该到台湾和海南岛之间的中国大陆的华南去找。如果不是美国学者戴恩（Daien）以萨丕尔（1916）的 “任何一群亲属语言的最早居民的故乡是现有多种语言的地区”的假设为前提，提出马来—玻里尼西亚语起源于美拉尼西亚的假说，那么“南岛语源于中国大陆”的观点应是公认的了。麦尔多克（Mekdok）认为，应当放弃在南岛语言和东南亚其他语系如台语、加岱语之间寻找亲属关系的尝试，中国南部——台语、加岱语的可能故乡——距离美拉尼西亚太远。也许，麦尔多克根本没有注意到，南岛语东到复活节岛、西至马达加斯加的分布状况，表明南岛居民是非常善于海上迁徙的民族。而在从南美西岸的太平洋到东非东岸的印度洋的广大区域中，中国南部正处于中部位置。
1984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白乐思（Robert Blust）根据语言分类法推论：南岛民族的故乡就在台湾。台湾语言学家李壬癸，推阐依据语言古生物学提出的南岛民族的扩散中心在台湾中南部假说。除此之外，台湾南岛语扩散中心的这一假说的证据还有语言学原理和考古学证据。越早分裂的语言，彼此之间的差异越大；越晚分裂的语言，彼此之间的差异越小。越早分裂的语言，距离起源地越近，越晚分裂的语言，距离祖居地越远。其他南岛语区的纷歧性普遍不及台湾地区。南岛语区的其他考古文化遗址年代，都没有台湾发现的距今大约6000年的大坌坑考古文化古老。如果依据台湾考古文化推断南岛居民在6000年前就定居在此，那么6000年前的南岛居民的前身又从哪里来？这仍然需要用语言学方法，找出与南岛语言具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以及语主更早期的居住地域。比较可靠的证据显示，南岛语和南亚语很可能具有亲属关系，它们的共同起源地应是在亚洲东南部一带，台湾只不过是南岛居民迁徙的一个中转站。据白乐思推测，共同起源地大概在距今大约8000年以前的缅甸北部。凌纯声认为南岛居民原居住在长江流域，尤其以左洞庭而右彭蠡为中心区域。最早见于中国古史者名为“九黎”、“三苗”，其后在西南曰“百濮”，在东南为“百越”。从考古学材料来看，古代中南半岛及东亚太平洋区域文化与中国南方的濮僚和百越民族具有密切的关系，与荆楚文化亦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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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增祥《突厥语概论》，28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
详见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中的地位》。
李壬癸《台湾南岛语言的重要性》，台湾《汉学研究通讯》，1996年58期。
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虽然，南岛语专家李壬癸不赞同沙加尔的汉语与南岛语同源说，但是，这一假说仍然得到了许多语言学家的首肯。因为汉南同源说不但有着欧洲语言学家探讨东方历史语言学的学术渊源，而且有着6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文化史家对于太平洋岛屿文化和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文化史前关系研究的学术背景。美国俄勒冈州大学人类学家杨江，根据语言文化、建筑风格、人种遗传、社团组织和宗教信仰的相似性以及文化习俗的共同性等方面的证据，提出越国人后代文化或“百越文化”与马来—玻里尼西亚文化有着远古时代的悠久联系。早在6000年前，马来—玻里尼西亚人的祖先就开始了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出发的长途迁移活动。途经台湾、海南岛、中南半岛，向南行进穿越菲律宾到达印尼。尔后一路向西，最远到达非洲东部的马达加斯加岛；另一路向东，到达南太平洋群岛和夏威夷、伊斯特岛。杨江甚至给出了一份东迁时间与到达地点的年代表：距今6000年，到达中国东南部和台湾；……距今4000年，到达密克罗尼西亚……距今1400 年，到达夏威夷。除了部分人与当地土著巴布亚人混合之外，他们到达的都是荒无人烟的岛屿。一方面，他们上岛时带来了不少原先饲养的动物以及原产于东南亚的椰子、野芋等植物；另一方面，没有和其他文化的产生影响和出现冲突，因此保持着源于大陆东南部的文化习俗。
依据白保罗加岱联盟的假说，台语是留在大陆的一支远古南岛语的后裔。拉古勃里（T.Lakubeli）试图用台语的起源来解释汉语和台语中的相似性，他把台语的形成说成是南部诸孟语言和北部诸语言——汉语和其他语言的混合。按照他的研究，这一混合过程的结果就是台语词汇中包含了三分之一的汉语词汇，并且接受了汉语的单音节性和声调系统。研究泰国中部语言的史莱格（shlegel）也持有同样的意见。罗美珍和倪大白的意见与之相仿，只不过将语言混合改为语言换用，将底层语言诸孟语言改为马来语。苏俄莫列夫（L.H.Molev）提出，不排除汉语和台语起源于统一原始语言的可能性。根据雅洪托夫研究，汉语和台语的共同词汇数量相当多，但是见于斯瓦迪斯基本词表的却较少，修正表中完全没有，这些词汇都是较晚的汉语借词。雅洪托夫认为，可以用黎语作为佐证，它明显与台语具有亲属关系，但几乎完全没有来自汉语的借词，由此否认了台语通常被认为是汉语亲属语言的普遍看法。
粘着型的日本语系属一直比较模糊。在漫长的冰河时代，日本列岛和大陆相连。1949年，在群马县发现了岩宿旧石器文化遗址，表明日本列岛当时已有居民居住。分布在日本北方诸岛的阿伊努人，人类学家认为是蒙古人种南亚类型和赤道人种澳大利亚支系之间的混合类型。但阿伊努人也许并非分化后的南亚类型和赤道人种澳大利亚支系的后起混合类型，反而更可能是南亚类型和澳大利亚支系未分化前的原始太平洋人种或旧蒙古利亚人种的后裔。
日本大和语，西方学者拉姆斯太特认为和高丽语和阿尔泰语近似，但松本广信在《日本语和南亚语比较词汇的研究》（1928）中认为，日本语和太平洋群岛的马来语和支那语关系密切。二者的分歧隐含着日本人是来源于北方的高丽人，还是来源于南方的马来人的推测。日本人源于高丽人还是马来人这二者并没有本质的矛盾，因为这二者都源于太古夷越人或原始南岛人。根据日本绳纹考古文化遗址都在北方，可以推断大和远祖是从北方即朝鲜半岛进入日本列岛的，然而他们并非是原始阿尔泰人，而是原先居住在大陆东南沿海的原始夷越人（南岛人北支）的根在长江以南地区。日本早期居民的这一迁徙路线，和大陆水稻传入日本的路线（江淮— 山东—辽东—朝鲜—日本）相一致。至于日本语和南亚语（实指南岛印尼语族）的相似性，是因为说这种语言的马来人也是从长江以南地区再南迁印尼—马来海岛的。大和人的远祖，除了是从北路迁入日本列岛的原始夷越人，并不排除稍晚时期部分原始马来人从南路经台湾、琉球而后进入日本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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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杨江《马来—玻利尼西亚与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关系》（吕凡译），《浙江学刊》1991年第1期。
详见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中的地位》。

除了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移民，从夏商到周秦，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仍然陆续迁入日本。倭人“男子无大小皆鲸面而文身，闻其旧语，自谓泰伯之后”（《魏略》），其俗近江南吴越，又自称先周泰伯之后，当是在周代从江南由海路迁入。公元前三世纪，日本进入弥生文化时代，据一些学者考证与秦人徐福东渡带来新的周秦文明密切相关。公元57年，东汉光武帝赐日本“汉倭奴国王”金印。五世纪前后日本使用汉字。中古期，先后派遣隋使、遣唐使及大批留学生和僧人来大陆，摄取中国文化。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适合记录日本语言的假名，平安文化时代形成了民间假名文化和官方汉字文化的双层结构。2000年来，日本语虽然在语音结构和词汇系统方面深受到汉语的巨大影响，但是语言结构的粘着类型却没有改变。无论从原始大和居民来源还是语言类型，日本语当源于原始南岛语，为太古夷越语的一支后裔。也许正是列岛居民来源的南北交融性和历史层次性，才致使日本语具有与其他南岛语后裔不尽相同的特殊性，因此一些日本学者主张日本语为混合语说。
（四）现代南亚语是太古夷越语的旁系后裔
根据白保罗的澳泰语系说，南亚语和南岛语皆源于原始南方语，分化的时间估计在新石器时期早期。现代南亚语的词音结构通常表现为一个主要音节，有时前面可再加一个次要音节。前缀和中缀比较普遍，但后缀不普遍。尽管现代南亚语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是词序，但可以推定原始南亚语是粘着语。不可否认，南亚语从粘着型向孤立型过渡，华夏汉语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因素。
作为古代苗蛮后裔的苗瑶族，秦汉魏晋居住在洞庭湖流域。南亚人最初的居住地在云贵以南，也许是在南岛人向东南迁徙以后，他们才从南部进入长江中游这一带。随着永嘉之难以后中原居民的大批迁来，苗瑶族迁往湘西和云南。根据雅洪托夫研究，苗语从瑶语中分化的时间是公元4世纪或10世纪，恰巧与历史上的永嘉之乱和黄巢起义所引发的中原居民南迁浪潮相吻合。在苗瑶语中，可以找到很多与孟高棉语共同的词汇以及少量的与台语共同的词汇。显然苗瑶语属于南亚语系，在语系内部最接近孟高棉语。苗瑶语中与汉语对应的词，多半是晚近即永嘉之乱以后的借词。
系属比较模糊的越南语，和汉语的语言类型一样。雅洪托夫认为，越南语中有很多来自汉语的词，见于斯瓦迪斯基本词表的有13个，无疑这是较晚的汉语借词。越南与同台语关系复杂，越南语和台语相同的词有些是台语借词，但有些或与台语和孟高棉语，或与台语和印尼语分别具有对应关系。越南与台语的对应词见于斯瓦迪斯词表的有30多个，其中19个与孟高棉语或印尼语具有一致性。关于越南语的原语有两种假说：一是百越语说，一是南亚语（孟高棉语）说。前者如马伯乐的《越南语历史语音学研究》（1912），由于对越南语的单音节和声调有着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于他尽管面对越南语中占优势的孟高棉语基本词汇成分，还是假设了越南语和侗台语的发生学关系。后者如白保罗（1942），他认为越南语作为孟高棉语群最东北的一个成员具有特殊的地位，越南语和孟高棉语系的关系正像台语和印尼语一样。由于汉语的影响，越南语和台语的词音结构大量简化，失去构形词缀，形成完整的声调系统。鉴于台语的词根在越南语里不是无足轻重的，这些变化必须归因于台语的影响。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的基本词根还是孟高棉语来源而不是台语来源。根据白保罗对台语的分析，可以类推出孟—高棉—越南语具有发生学上的关系。
越南北部居民，在秦汉典籍中称之为“南越”。秦兵的南征和建立象郡、南越王赵佗的统治、西汉的建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都对越南的语言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欧德里古尔所认为的汉语对台语和越南语的最大影响的公元3到6世纪，正是永嘉之乱以后中原居民的大规模南迁时期。939年，交州人驱逐南汉而吴权称王，越南从此成为独立国家政权，但是汉文化的影响并没有中断。这种持续的影响无疑是促使越南语，包括台语，类型孤立化的根本动因。根据雅洪托夫研究的结果，越南与同台语的对应词30多个，其中有19个与孟高棉语或印尼语具有一致性，也许可以这样解释：越南西南部的源语是南亚语，越南东北部的源语是百越语（或百越人南迁后所占据的原先南亚语区），越南语是西南部南亚语和东北部百越语（台语）的历史混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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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伊万诺娃《论台语及其在发生学分类中的地位》。

四、华夏汉语和周边语言同源异流现象阐释

美国学者罗杰瑞和梅祖麟在《古代华南的南亚语》一文中提出，一些不见于早期汉语甲金文记录的词语是源于原始南亚语或澳泰语的借词。通过汉语的“牙” *Nra（上古）、*Na（中古）、ia（现代），与越南语“象牙” NA 和原始孟高棉语* No、*la，以及原始台语“獠牙” *Na的比较，罗杰瑞认为这是来源于原始南亚语的借词。确定为汉语借自原始南亚语的理由是：1．最早的甲骨文献中记录的是“齿”，其词义包含臼齿、动物獠牙、长牙和象牙。2．“牙”比“齿”晚出。3．安阳殷墟曾发现象的遗骨，表明北中国有过大象，但在商周时象牙稀少且珍贵，主要是从长江中下游的越人地区进贡，如《诗经》：“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
这一结论颇有可以商之处。首先，依据某汉字不见于甲金文，就判断为当时语言中没有这个词的前提不能成立。假使如此，那么依据出土甲骨文所见5000多个字符，就会推出商人语言只有5000多个词语的荒唐结论。其次，根据《说文》“牙，象上下相错之形”，其形如臼齿相磨之状；根据段注“统言之皆称齿、称牙，析言之则前当唇者称齿，后在辅者称牙”，可见“牙”并非取象于象牙之形，“牙”指象牙是引申义。再次，因为不存在可与甲骨文比较的越南语等古代文献，因此无法证明是越南人等最先使用 * NA 这个词来专指象牙。根据泗洪的考古发现，距今5万年的淮河流域生活着菱齿象，根据殷墟发现的大象遗骨，表明中原地区也有过大象，即使商周时来自淮夷的象牙稀少且珍贵，即使原始南亚—南岛人可能最先使用 * NA 这个词来专指象牙，也没有理由认为这就是借词，因为原始华夏族的族源包括古代黄淮一带的夷越人，由东向西推进的、导源于青莲冈考古文化系统的龙山文化就是原始夷越人创造的文化，殷商人就是西进中原的夷越人的一支，在原始华夏语中存在原始南亚—南岛人后裔语言中的词语并不奇怪。当然，如果仅仅从姜周时代的语言层面考察，可以认为 * NA是殷商时代语词的承袭，但这一论断包涵着华夏语仅起源于藏缅语的预设。同样，在闻宥和张永言的文章中，也列举出一些见于汉语书面语稍晚而存在于现代南岛—南亚语言中的对应词，并且将这些语词判定为上古汉语中早已完全“归化”的外来语成分。如“贝”，泰语 beer；占语、吉蔑语bier；马来语 bia等。商人文化源于东部沿海的海岱文化，“货贝而宝龟”，以贝为装饰和货币，没有理由认定“贝”壳动物不是商人祖先原始夷越族的生态环境中的常见生物，而一定是舶来品。
依据东亚—南洋语言文化圈假说和华夏汉语混成发生论，无论是侗台—苗瑶语，还是华夏汉语，其语言文化的动脉中都流动着太古夷越语的古老血液。如果这些词确实非常古老，也只能够是太古夷越语的后裔所共有的，即是华夏汉语从“远祖”语言那里继承下来的固有词，而并非是从“弟兄”语言那里借来的外来词。之所以这些中外学者，将见于现在南方民族语而在汉语文献中“晚出” 的词，不见于甲骨文而见于先秦时代并不晚，确定为上古汉语中的外来语成分或归化词，就是因为他们首先预设了建立在谱系树模式基础上的“汉语仅与藏缅语同源”或“殷商人也是藏缅人”，而与南岛—南亚语没有同源关系的前提。然而，如果立足于华夏汉语混成发生论，就可以改换一种新的思路，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我一直认为，预设前提决定了材料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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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Jerry Norrman & Tsu-Lin Mei: The Austro As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 Some Lexical Evidence, Reprinted from Monument Serica,vol.32,1976.
闻宥《语源丛考.鸭鸥鹜三词次第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期。张永言《汉语外来词杂谈》,《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2期；《语源探索三例》《中国语言学报》，1988年第3期。

如果从语言史观追溯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史观，之所以认定中国北部语言曾经向南亚语言借词，是因为首先预设了史前南亚文明可能曾高于黄河—长江流域文明。 1966年以来，在泰国北部班清（Ban-Chiang）墓地考古文化的发掘过程中，尽管有一些美国考古学家通过测定死者骨骼周围的木片，推断套在人体手腕骨骼上的青铜手镯是距今6000年的青铜器物，以致出现了青铜文明的发源地是两河流域还是泰国北部的质疑。但是，后来对骨骼直接测定的年代结果却是在公元前300—50年之间，因此青铜手镯的年代，远远在商代青铜文明之后。尽管泰国北部盛产冶炼青铜的锡，但根据文化传播的理论，泰国北部后起的青铜文明可能源于更早的中原青铜文明，而不可能相反。
由此可见，依据汉语与南岛语发生学关系的证明，依据史前考古文化表明当时最高的夷越文明发源于江淮，并且溯黄河而上混合形成原始华夏文明共同体，而大陆居民向中国南部沿海以致南洋岛屿的迁徙在远古时期就开始了的考古文化学证据，“汉语仅仅与藏缅语同源论”就不能够成立。因此白保罗在一系列文章中，试图采取南方语言文化向北方中原传播的思路来建立新石器时期以来的大陆语言演变的模式的设想[1]，与东亚—南洋的文化史实和语言史实不相符合，马提索夫由此推定早期台语对汉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的观点也同样不能够成立。归根结底，为欧洲学术界至尽仍引以自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其主要贡献——谱系树理论，只是欧洲语言学家根据印欧语言材料和古代经济生产方式所建立的一种语言文化演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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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K. Benedict： Thai, Kadai and Indonesian ：A New Alignment in Southeastern As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1942；
Early Chinese Borrowings, Genetic Relationship, Diffusion, and Typological Similarit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早期汉语借词》），1976.又 J. A. Matisoff的观点见《马提索夫教授谈历史语言学和汉藏系语言的研究》，《美国语言学家谈历史语言学》(徐通锵整理)，《语言学论丛》第13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

原文刊载于李葆嘉《理论语言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