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岭南人

岭南，指骑田岭（今湖南东南宜章、郴县间，为湘江支流耒水和北江西源武水的分水岭）、大庚岭（在今江西大余、广东南雄交界处，又称东峤、梅岭，古为通向岭南、岭北的咽喉）、都庞岭（在今湖南和广西交界处，又称揭阳岭、永明岭）、萌渚岭（在今湖南江华西南与广西边境，为湘江支流潇水和西江支流贺江的分水岭，又称亡渚岭、临贺岭及白茫岭）及越诚岭（在今广西东北和湖南边界，与都庞岭间有湘桂谷地，又称始安岭、临源岭、全义岭及越岭）以南的地区。岭南又称岭外、岭表及岭峤，其地域相当今广东、海南及广西大部和越南北部地区。拙文只重点探讨今广东、广西在两汉时期及以前的民族和经济状况。 一、先秦时期岭南的民族和经济 岭南的今广东、广西地区，是有着古老而悠久历史文化的。旧石器时代，广东有曲江县的“马坎人”化石发现，广西有“柳江人”化石的出士。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有高要县广利镇舰壳洲贝丘遗址、珠海市淇澳岛后沙湾下层、深圳市大黄沙第二文化层及稍晚于此的台山县广海蒲草山塘沙岩遗址、深圳市咸头岭、葵涌大黄沙遗址第一文化层、南海县大同灶岗、佛山河宕等贝丘遗址、揭阳县地都蜈蚣山、埔田宝山岽遗址、普宁广太虎头埔及迟尾后山遗址、曲江石峡遗址及潮阳县左宣恭山遗址等。遗址中发现有房基、陶器、骨器、石器及装饰品等。 广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有柳州市的蓝家村、鹿谷岭、响木、鲤鱼嘴，扶缓县的中东，崇左县的吞云岭，隆安县的大龙潭遗址等。遗址出土器物与广东基本相同。这些都说明夏代以前，广东、广西都是古人类和先民劳动、生息、繁衍的地方，有着与黄河、长江流域同样进步的文化。 夏代前的岭南，过去多笼统地称为南蛮（古越）地区。实际上，这一地区生活着多种不同成分的民族。何光岳先生说，“越人的族团，是由西羌的炎帝、黄帝族系与东夷的太昊、少吴族系中分支出来的一个人数众多的氏族团体，他们吸收和继承了炎黄的龙蛇图腾与两昊的风鸟图腾，形成了兼有蛇、鸟图腾崇拜的习俗”，“活动于黄河中游一带”。“越人之所以被称为越，是因为他们习惯于使用一种用以砍伐林木，过着刀耕火种的烧畲迁徙生活的石斧，叫钺，甲骨文钺，正像石斧缚在大柄上的象形文字一样”。且越人有“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迁人东南沿海及江南的。”这种将原始时代黄河流域使用石钺（斧）的人，同长江、珠江流域使用石钺（斧）的人联系起来的观点是有见解的。不过，炎帝、黄帝氏族出自有熊与有峤族，非来自西羌。从考古资料和民族学的观点看，岭南、岭北的越人，应为旧石器时代当地人类的后裔，即土著氏族，黄河流域南迁的越人与其融合，以其较进步的原始农业生产技术成为首领而统称为越人。尧舜时，今湖南洞庭湖与江西郡阳湖一带就有三苗，亦称苗蛮。尧舜征苗蛮，将叛乱的部分迁往三危（今甘肃敦煌），部分留居，部分则迁人岭南地区。蛮人分布于江南地区，系当地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后裔，后来加入了黄河流域迁来的氏族。“蛮人是中国古代活动于黄河流域的一个古老部落群体，后来被羌戎、东夷联盟集团所击败而逐渐南迁于长江中下游，还远迁至珠江流域和印度支那半岛，因此被称为南蛮。”舜曾将欢兜放于崇山，以变南蛮。炎帝神农氏的裔支烈山氏柱南徙入厉乡（今湖北随州）。其裔支在黄帝时期，又徙入今湖南，部分又远徙岭南，炎帝后裔封氏族，在尧舜时有一支南徙今广东封川、信都及广西合浦、南宁一带。舜帝及大禹时，尧子丹朱与黄帝后欢兜之裔族，又被迫南徙今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黄帝臣缙云氏之子饕餮的后裔在舜、禹时，部分徙入今云南、贵州及广西一带。以葫芦为图腾的盘古氏族，遍布于长江南北，源于四川岷山一带，与炎黄族关系密切，南徙后，与土著族结合，成为瑶族的祖先。陈志良《漫俗杂记》（《说义月刊》第2期）云：广西少数民族中，流传着：“汉、苗、瑶、僮、侗、彝等同源的故事。相传首出御世的君王是瑶族的盘古，而汉族则从黄帝以后才兴旺起来。所以瑶人有句俗语，叫做‘先有瑶，后有朝’。而瑶人又说：‘汉、瑶本是亲兄弟’．大家是相爱的。”舜帝崩，葬苍梧，其兄族象迁此。《越绝书。越绝外传》云：“当禹之时，舜死苍梧，象为民田。”《偶会》云：“象耕零陵”，即今湖南永州。象的裔支后又迁入广东、广西象江及象山一带，另一支又迁入贵州及越南广南省等地。由此而知，岭内地区在原始时代，土著族已与北方徙来的越人、炎黄裔支、太昊及少昊裔支、戎羌裔支、盘古氏裔支等错居、融合，形成了古越、蛮、苗、瑶、黎等族。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文物与黄河流域同期文物有相同因素，与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有一定关系。 夏商周时期，中原及江淮至江南地区的华夏或少数民族诸侯国、部族受到压迫与征伐，纷纷南徙，迁人岭南地区。华胥氏裔支受商的压迫、征伐，南徙入浙江、福建及广东遂溪、南海、潮洲一带。炎帝裔支灵族，商周时部分徙入今广东南海灵洲山、广西灵川县及贵州灵博山一带。炎帝裔支林方人，在周代南徙入今广东曲江县林源山、化县、和平县、电白县，广西的三江县、灵山县、桂平县及越南中部。夏、商多次征讨越人，尤其是商王武丁时期，越人受侵害更为严重，不得不向南方逃难，与古越或土著居民杂处，逐渐形成互不统属的“百越”。他们分布于汉水下游至湘江流域，以及岭南、滇黔与越南北部。黄帝后裔奚仲之裔族儋耳人，在商初迁往岭南，后部分又迁入今海南省，商末周初，黄帝裔支伶人南迁入广东乐昌冷君山。商代，黄帝裔支迁入番禺（今广州），周后期与扬越、南越融合，称番越。广州的番山、禺山以番禺人而得名。炎帝后裔共工氏之后在商周时迁入今广西大瑶山一带，逐渐形成花蓝瑶。李干芬认为：“瑶族的称谓是人的姓名演化而来的”，认为古由余国即瑶的祖先。何光岳先生考证：“帝舜，姚姓，姚与摇同音”，“摇民系东夷族帝舜之裔，他们与华夏族融合”，“居于黄河 流域”。瑶人和苗人“在周代一同南迁，他们与有苗氏蚩尤之裔结合”，南迁入今广东乐昌、广西桂县与全县一带，以至越南。夏商时期，盘古氏的后裔受到征伐，又多南徙，广东、广西的瑶田、瑶山、瑶岭、瑶峒等地名，当系盘古后裔与瑶人结合后居住的地区。夏、商、周时期，岭南的今两广地区，虽然还没有诸侯国，越、蛮、苗、瑶、黎等族还多处于部落时期，但由于有不少华夏、东夷、戎羌、夏人、商人的徙入，故在经济，文化上明显地受到了中原的影响。如广东东部发现的40多处“浮滨类型”青铜文化遗址及遗存文物，“与以曲折纹陶为特征的文化遗存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时代早于夔纹陶类型文化。由此推断，浮滨类型文化的年代，其上限约相当于商代中晚期，下限可能在西周中期”。“广东这时期出土的编钟，多以6件或7件配套，只见甬钟而不见纽钟，花纹很有地方特色，看来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而在本地铸造的。”广西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只有零星发现，墓葬也较少，反映了广西当时华夏族成份较少，因而商周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不如广东。但从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出土的西周铜盘、勉岭出土的商晚期铜卣及铜戈，以及马头乡勉岭先秦墓葬群出土的“与西安西周墓出土的相似”铜盘、铜卣看，商周的青铜文化也影响到了当时的广西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江南的楚、吴、越国日益强大，互相攻战，又北进中原，加强了黄河流域与长江、珠江流域经济、文化的交流。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民族迁徙与融合，也日益频繁。春秋时，炎帝裔支“麦”人由今湖北当阳东南的麦城南徙入广东东南部。炎帝裔支辰人，春秋战国时代，部分南迁入今广西桂林的辰山一带。炎帝后裔许国，战国时期被魏灭后，大批人南迁，远至今广东潮州．炎帝后裔厘人之后，春秋战国时代有部分徙人广西，后融人僮族。黄帝后裔欢兜之后，战国时代，部分曾徙人广西灌阳一带，至今苗人部分仍称仡兜，即欢兜后裔。战国时期，今湖北一带湛人，部分徙人广西，与当地居民相融合。关于春秋战国时的百越《吕氏春秋·恃君》记载：“杨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即毕人，在今湖北清江与湖南澧水一好）、诸夫（即夫夷、扶夷，在今湖南资水上游的夫夷水流域）、风余靡之地（即糜人，在今湖南南部，后迁入贵州，成为僚人的一部分）、缚缕（即符娄，在今湖南中部，后迁贵州，成为僚人）、阳禺（即番禺，在今广州）、欢兜（在今湖南大庸市，后迁人广灌水）之国，多无君。”春秋战国之际，今湖北江汉之间扬水一带的扬越人受楚压迫，迁往江南，部分则徙入岭南。战国中期，楚灭越，岭南广东的扬越成为楚民。春秋初，黄帝后裔骆人迁入今湖南。战国时，骆人受楚侵迫，部分又南徙入广西。《路史. 国名纪丙》云：“骆越，今溃治郁平（今广西贵县），盖古瓯、骆。号骆，姚姓。”骆与越人结合，称骆越，候占据欢兜裔族地，改＃水为骆越水（今广西左江）。战国时期，进入今广东的扬越与古越人错居、结合，以其较先进的经济、文化而成为首领，占据广东大部分地区，番禺人成为其一部分。楚灭越，在番禺（今广州）设立楚庭，派姜齐后裔高固专统治，以安抚人心。东夷少昊后裔止人（原居今河南睢县东南的首止）、交人（原居河北、山西），商周时迁人江汉地区，春秋时受楚压迫，又迁入江南，互相结合，成为交址人。战国时期，楚扩展领土，交址人又越过五岭，进入今广西那坡县的交河及宁明县交址河一带。春秋战国之际，商周时进入广东的儋耳人（受骆越影响已成其一部分），又南徙入今海南省。据江应梁考证：“儋耳蛮是海南岛越人的一种民族习俗，《后汉书·南蛮列传》说：‘珠崖、儋耳二郡，在海州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儋耳是由民族习俗而成为族名，再演变而成为地名。”从以上叙述可知，春秋以前，越族是我国南方的大族，其习俗与南方气候温和，水乡生活相适应，其中最突出的是断发文身，以船为车，以揖为马，锐兵任死，英勇、强壮。越国亡后，杨越、百越之称渐多。杨越分布区域，北至淮河，东南至海，西与荆州以都阳湖为界，包括今江苏、安徽南部、江西东部和浙江、福建及广东等省。百越是各越族的总称。《通典》云：“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亦谓之南越”。“或日自交趾至于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越、南越、杨越、百越有时又互为通用，代表整个越族。广西地区在春秋、战国时主要是越、苗、瑶、蛮等族。春秋时期的墓葬，在广东封开、和平、乐昌、始兴、罗定、揭阳等地均有发现。出土器物有夔纹及云雷纹陶瓮、陶提筒、瓿、盒、罐、盂等，青铜器有鼎、戈、钺、刮刀、剑等，战国墓在乐昌对面山、罗定县罗平背夫山、揭阳县中厦村、封开县南丰利羊墩均有发现，出土有陶瓮、瓿、豆、碗、盒、＊等，青铜器有矛、镞、钺、叉、锯、镰、剑、铃等。器物既有越、中原器物风格，又有地方特色，可证中原文化通过楚、越传播到了岭南。春秋墓葬，在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也有发现，出土有陶、石器、铜器。战国墓葬在广西平乐银山岭及田东锅盖岭、宾阳县韦坡、贺县陆合、象州下那槽、田东县虎头山与武鸣安等地均有发现。出土青铜器有钟、鼎、剑、矛、斧、刮刀、叉形器、钳、镞、镯铃、带钩、靴、铜人首柱形器等。从器物特征看，广西“桂东地区属西瓯”，“桂西地区属骆越。西瓯接近楚，受楚文化影响较深，有楚文化色彩；骆越接近滇，受滇文化影响较深，有滇文化色彩。”战国时期，岭南令广东地区的扬越（南越）、广西地区的西瓯、骆越，已进入奴隶制社会，其它少数民族有的进入部落方国，有的还停留在原始部落阶段，所谓渠帅，乃是氏族的首领。二、秦汉时期岭南的民族公元前223年秦始皇灭楚后，遂着手平定南越。公元前222年，继续率军南进的大将王翦在今浙江绍兴于越故地设会稽郡，在福州闽越和温州东瓯故地设闽中郡。令稽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辖境相当于江苏长江以南，浙江省仙霞岭，牛头山、天台山以北和安徽水阳江流域以东及新安江、率水流域地区；闽中郡治所在今福建福州市，辖境相当于今福建及浙江省宁海、天台以南灵江、瓯江、飞云江流域。岭南的南越、西顾及骆越等还未归秦。公元前221年，泰王政称帝，即派尉屠睢率军征岭南。《淮南子·人间训》云：秦始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努。使监禄无以转响，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人战。杀西呕君译吁来，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戎以备之。”屠睢的一、二路军，目标是西瓯。一路军经越城岭，沿湘桂走廊人西瓯；二路军经九嶷山（今湖南宁远县）向西南，翻越都庞岭入广 西，沿贺江向南攻西瓯，瓯人的一部分在周初由湘南徙入广西“桂东北的柳江以东一带，和一部分山豫西邓林南迁而来的邓人结合而成为瓯邓，又发展为西瓯部落联盟。”屠睢率军在今广西兴安县一带与西瓯发生激战，杀瓯王铎吁宋。瓯人逃入森林，以游击战术大败秦军，杀屠睢，秦军失败。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l5年），在史禄凿通灵渠（湘江通广西漓水之渠，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长33公里）后，复派大军进攻西瓯，灭西瓯王国后设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西南，辖境相当于今广西都阳山、大明山以东，九万大山、越城岭以南地区及广东肇庆市至茂名市一带）．第三路大军由任嚣统帅，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赵佗为副帅。他们从今长沙出发，经郴州，越过骑田岭，沿武水、北江而下，与南越君激战后占领番禺（今广州）。第四路军守于南野（今江西南康县大庚岭），以援助第三路军。第五路军集结在余干（今江西北部余干山），以备临时调遣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又“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治所在今越南广南潍川南茶芥，辖境相当于今广西西部，越南北部及中部）、南海（治所在今广州，辖境相当于今广东翁江、大罗山以南，珠江三角洲及绶江流域以东），以适戌道。”《史记·淮南列传》云：秦在以“五十万人守五岭”地之后，秦末，南海尉任嚣、龙川（今广东龙川县）县令赵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可其万五千人。”《全唐文》卷八百一十六《越井记》云：“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巳几三十五代矣。”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认为：秦代的这些移民（50万士兵和15000女子及其后裔），不仅成为使岭南越族跨越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力量，而且增加了岭南地区的劳动力，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他们和越族人民一起，成了开发岭南地区的主力。南海、桂林、象郡守及县吏等推行秦制，保卫岭南，发展经济和文化，和当地人民一起，推动了岭南社会的发展。秦末农民起义后，岭南震动也较大。秦灭亡在旦夕，“中国扰乱，未知所安”，加之“南海僻远”，“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任嚣等决定“兴兵绝新道（今湖南郴洲通连洲道及零陵经道县通贺县之道）自备。“任嚣派兵在新道通往五岭南麓的横浦关（今广东南雄县北）、阳山关（今阳山县）、湟溪关（今英德县）加强防守。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任嚣病危，急召龙川令赵佗说：“闻陈胜等作乱，豪杰叛秦相立，南海辟远，恐盗兵侵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疾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可为国。郡中长吏亡足与谋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卒，赵伦宣谕横浦、阳山、湟溪三关设重兵防守，又杀秦长吏，以亲信代之，控制了南越局势。接着他在北边的今广东乐昌筑赵佗城，在仁化北筑秦城，在英德与清远之间筑万人城，在今广州西石门天险处设重兵防守，形成北江流域三道防线。他又增修南武城，在越秀山筑越王台，加强防守。公元前207年，赵佗又派军统一了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定都于今广州。之后，武王攻灭战国时蜀王子泮建立的安阳王国，命＃将治民，二位使者分治交趾（今越南河内西北）、九真（今越南清化、河静两省及义安省东部地区）郡。武王又封宗族赵光为苍梧王（今广西梧州市），控制西江中游，防西瓯、骆越叛乱。他在南海郡内又增设浈阳（英德县东）、含匡（英德西）二县，控制北江水道。南越国最盛时，疆域“北以五岭山脉与长沙吴芮王地相连；西至广西环江、河池、东兰、巴马、德保、百色一带，与句町国、夜郎国为界；南达越南北部、中部的大岭，与马来亚人原始部落相邻。几乎奠定了汉代南江疆的规模。”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五月，派陆贾人南越，说服武王归汉，成为汉的蒲国。汉惠帝、高后时，对南越政策失当，武王赵佗自称武帝以对抗，并收买、诱使闽越、西瓯、骆越归属于南越。文、景二帝对南越采取友好的安抚政策，武帝去帝号而称臣。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武王佗卒，孙赵昧继位。称南越文王。闽越乘机攻南越，武帝派大行王恢等援救南越，兵未至闽王郢被弟余善所杀。汉使庄助人南越宣谕汉威，文王派太子婴齐入长安为质子。文王卒，赵婴齐继位（母后为汉人），汉使入南越，劝明王与太后，去王号称臣，遭到丞相吕嘉等大臣反对，并杀明王、太后及汉将田千秋，立昧与越妃子赵建德为王。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任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率军从桂阳（今湖南郴州）出发，沿匡水（今湟水）南进；任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从豫章（今江西南昌）出发，下横浦（今广东南雄北）；故归义侯（南海人）田甲为戈船将军、出零（今湖南宁远东南，或下漓人，或抵苍梧；令驰义侯因带巴蜀罪人并征调夜郎军，下羊柯江（今贵州北盘江）。分路攻南越，约定在番禺会合。汉大军疾进，招降了不少越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路博德大军兵临番禺，吕嘉与赵建德等逃入海，乘船西走，建德被南越将苏宏擒获，吕嘉在逃往东越的途中被部将都稽斩首。 赵建德在被押赴长安后处死，南越将、吏纷纷降汉。《史记·南越列传》载：南越桂林监居翁劝瓯、骆越降汉，多达30多万口，西瓯王被部将左黄同斩首，举国而降。南武王、苍梧王皆降于汉。平南越的捷报奏于长安，武帝十分高兴，下诏封降汉的苍梧王赵光（佗孙）为随桃侯、史定（揭阳令）为安道侯，居翁（桂林郡监）为湘成侯、毕取（南越将军）为了侯、嘉（南海太守子）为涉都侯。武帝又在南越故地设南海（治所在广州）、交趾、九真、郁林（治所在今广西桂平西故城，除今桂林、梧州及玉林的部分地区外，其余广西地区均归该郡）、合浦（治所在今广东合浦县东北，辖境相当新兴、开平以南，海南省除外，以及广西的容县、横县以南地区）、日南（治所在今越南厂治省广治河与甘露河合流处，辖境相当于今越南中部北起横山南抵大岭地区）、珠崖（又写为朱崖，治所在今广东琼山东南，辖境相当于今海南省东北部）、苍梧（治所在今广西梧州市，辖境相当于今广西都庞岭、大瑶山以东，广东肇庆、罗定以西，湖南江永、江华以南，广西藤县、广东信直以北）、儋耳（泪所在今广东儋县西北，辖境相当于今海南省西北部，公元前110年设）等九郡，武帝又封苏宏为海常侯、都稽为临蔡侯、杨仆为将粱侯，增封伏波将军路博德食邑，以表彰他们征灭南越之功。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封的南海王织（越王勾践后裔），在武帝灭南越时亡国。西瓯被灭后，部分融入汉族，部分与骆越结合，成为瓯骆，后形成壮族的祖先。《后汉书。南蛮传》云：“汉兴，尉伦自立为南越王，传国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遂灭之，分置九郡，交址刺史领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这说明，西汉时期，岭南的山区及海岛上的越、蛮、黎族还处于原始部落阶段。汉武帝未年，珠崖太守、会稽人孙幸调宽布献于长安，蛮人负担不起，遂攻杀孙幸。孙豹（幸子）联合率善人攻破蛮夷，自领郡守事，数年平定，孙豹派使者人长安还郡守印，并向武帝奏报实情，武帝遂封豹为珠崖郡守。后来，汉政府不断侵夺珠崖民珠宝，民苦不堪言，多次反汉，至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废郡而并入南海郡。日南、交趾二郡，“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难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可见，西汉时，岭南除今广东、广西郡县实行封建制外，余仍处于原始部落时代。东汉光武帝时，任命锡光为交址郡太守、命任延为九真郡太守，教二郡民农耕，纺织制衣帽鞋袜，行嫁娶之礼，又建立学校，学习礼仪和文化。建武十二年（36年），九真郡外蛮里张游，率种人（今称俚人）内归，被封为归汉里君。十三年（37年），南越地外蛮夷向光武帝献白雉、白兔，表示友好。十六年（40年）交趾太守苏定，捕犯法诗索，其妻征侧与妹征贰（名将之女）举兵反叛，交址、九真、合浦蛮人皆响应，攻夺65城，自立为王。“交址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光武乃召长沙、合浦、交址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十八年（42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高，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斩征侧、征贰等，余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徒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于是岭表悉平。”汉章帝元和元年（84年），日南郡外蛮夷究不事人（别号）邑豪向帝献犀牛、白雉，归汉。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夏四月，口南、象林蛮夷2000余人掠百姓，烧官寺，被击败，斩渠帅而平定，遂设象林将兵长史。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九真郡外夜郎蛮夷归汉，扩土1840里，元初三年（109年），汉招诱郁林、合浦蛮夷及汉人数千攻反叛的苍梧蛮夷，战斗激烈，邓太后派任＃奉诏赦免，蛮夷散去，局势复定。汉昭康建康元年（144年），日南郡蛮联合九真郡蛮，千余人火焚官，交趾刺史、九江人夏方采取招抚诱降之策，未动干戈而乎定，梁太后迁封夏方为桂阳太守。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汉居风县令贪暴无度，欺压蛮民和汉人，县人朱达与蛮民联合率众5000千人，攻杀县令，阵斩九真郡太守儿式，声势浩大。桓帝一面赐钱60万并封儿式的两个孩子为郎，安慰儿式家人，一面令九真郡都尉魏讨伐，斩反者2000余人，蛮夷渠帅屯日南据守，势力强大，与汉军对峙。延熹三年（160年），桓帝复派夏方为交址郡刺史，处理叛乱之事。夏方恩威并重，深得民心，日南蛮夷2万多人归降，局势平定。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年），郁林太守谷永又招降10万乌浒人降汉，增设七县。熹平二年（173年），日南郡外蛮夷向汉朝贡，表示内服。光和四年（181年），刺史朱＃击破交址、合浦的乌浒蛮，平定了南蛮局势、两汉时期，岭南的汉军将士、官吏及移民增加，汉人逐渐增多，南越、西欧、骆越、骆瓯大部与汉族融合，山区或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蛮夷。岭南的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广东1983年6月在广州发现了南越王赵昧墓之后对象岗山墓进行了发掘，从出土的数千件葬品看，西汉初，南越的手工业生产就有了较大发展。葬品有宴乐用器、饮食器皿、衣冠服饰、车马帷帐、弓矢甲胄、牺牲、玉帛和玩赏之物，尤以玉器青铜器为多。“文帝行玺”龙纽金印，是唯一而最大的一颗金帝印，全国罕见。两件玉雕舞人，一呈跪姿，一作扭腰，反映了越人的舞蹈艺术。一件青白玉雕杯，形如犀角，器身浮雕卷云纹，制作精美。一件承露盘，用金、银、铜造就，工艺精湛。大铁鼎的铸造工艺也很高。这些具有越地特点的铜、铁器，反映了南越的铜、铁冶炼和铸造技术已相当高。出土的“乐器、银器及玛璃、水晶、玻璃珠饰，其质料、工艺风格殊于中国，显然为海外所产，这是南越国与海外通商贸易的实证。”此外，在广东临高、肇庆、徐闻、德庆、南雄、深圳、顺德、东莞、广州汉墓等遗址，也出土了不少汉代铜器。广州西村车辆段宿舍工地发掘的南越王赵婴齐墓，也出土了精美的玉饰物，玉质晶莹，雕工精细。广西近几年发现汉墓400多座。其中属西汉前期的贵县罗泊湾2号墓及风岭31号墓、贺县金钟1号墓，出土有陶罐、五联罐、盆、纺轮、铜鼎、壶、桶、弯机、镜、薰炉、矛、斧、车器、玉印、璧、璜、镯、龙形拐杖头、饰件及漆奁等。罗泊湾2号墓系侯级官吏的妇人墓，金钟1号墓系亦如此。出土的大铜马，体形高大，栩栩如生，饰件工艺精细，全国罕见。它说明西汉前期，广西的青铜冶炼和制造业比较发达。西汉后期的墓葬，在贵县、贺县、乎乐、梧州、合浦、等地均有发现，出土器物与前期相似。东汉时期的汉墓，在兴安、柳州、柳江、武宜、合浦、钟山及贵县均有发现，出土器物与西汉相似。其中浦北县出土的铜盆，腹部饰变形兽纹，靠近底部饰两道凸弦纹，底部两侧各有一小系纽。铜盆外底面中心有七芒的太阳纹，芒外有两圈凸弦纹，圈外有兽纹。这种装饰反映了汉越文化的融合。防城东汉后期墓出土的陶罐、钵、铜镜、五铢钱、玛璃珠、硫璃珠等，已与内地汉墓器物完全相同，说明越族已完全接受了汉文化。从广东、广西出土的铜梨、铧、斧、锛、镰、凿、斤、锯、铲、锥、刮刀、锉刀、锄头等看，岭南的农业生产在汉代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些生产工具和铜器，除少部分系内地带入外，大部为南越人所制造。 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缩影，也是一地或一国社会发展的标志。两汉时期，岭南的郡城有9个，县城103个，边塞城或军事防御城起码在30个以上，还有3个王城及许多小城。征侧在九真郡反叛，一举就攻占了65个城（镇），足见岭南城之多。这些城市的建筑如何，已难详述。从考古资料看，城、郡城的建筑是比较讲究的。广州中山四路、五路发现的南越王宫殿遗址，残缺的砖砌地面达130多平方米，与汉砖共存的有“万岁”铭文瓦当，其建筑规模相当宏大。中山四路旧仓巷至仓边巷一带，均为南越王城的范围。广东五华县华城狮山西南坡发现的南越王长乐台遗址，发掘出长20多米、宽1．5米左右的以角砾和河砾石块钠成的道路，一直延伸到两座小型建筑基址前。山顶平台上是大型回廊式建筑基址，主体建筑在高白的中央，出土有大量的板瓦、筒瓦和瓦当，板瓦、筒瓦均饰绳纹，瓦当饰卷云箭镞纹。从而可知当年长乐台的建筑是十分高大宏伟的。清人梁廷楠《南越五主传·先主传》云：南越王赵佗“以龙川为兴王地，就五华山筑台日长乐。”赵佗还在番禺城北山上筑台，称越王台，改山名为越王山或越秀山。澄海县韩江支流的东溪河西岸龟山发现的南海武侯故城遗址，范围占据南麓至山腰，分三级平白营修，以第三级平白遗址最大型建筑基址平列，出士有大量的板瓦、筒瓦，拍印绳纹细而规整，内壁有乳点，大方格。有的瓦当为大型卷云箭镞纹，双线卷云乳点纹，可证此为大型宫殿建筑，高大而雄伟。这座西汉城市使用至东汉。昌乐县武江河边的任嚣、赵佗所筑之城，东西城墙长50米，其规模也相当大。始兴县浈江与墨江交汇处之罗国村西犁头嘴发现的军事城址，东西长120米，南北宽70米，面积8000多平方米，规模也相当大，是两汉扼守两江通道的城堡。秦汉时代的岭南城制，因是秦汉官吏所筑，故多依中原之城制，没有相当发达的经济和建筑技术，岭南是难以营修这么多城市及城的。它是汉越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劳动创造的结晶。 三、先秦至两汉岭南经济发展的原因史前期，黄河流域的部族就逐渐向岭南迁徙，与古土著居民交错杂居，互相融合。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江汉地区的民族又向南迁移，形成百越。《尚书·费誓》、《诗经·大雅》、《逸周书·王会解》等文献中已有“南夷”、“南瓯”、“苍梧”、“南海”、“南国”等记载。春秋时期至战国，扬越与岭南的古越人结合，形成了南越；瓯人与越人结合而形成西瓯；骆人与越人结合，形成了骆越。其他还有欢兜、丹朱、蚩尤后裔族等。因此，先秦时期，岭南的经济和文化就受到了中原的影响；战国时期，楚灭越，岭南成为楚的属地，先进的楚国经济和文化又在岭南传播，也促进了该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从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表面流畅的云气纹、羽状、乳丁纹及兽面纹上，我们可以看到楚、汉文化的痕迹。”黄展岳先生也认为：“战国中期以后，由于楚国势力的进逼岭南，岭南与楚的交流得以加强，岭南的青铜冶铸业接受了先进技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此外，先秦时期，江浙地区的经济、文化对岭南也有影响，如广东揭阳战国墓随葬的原始瓷器与上海金山戚家墩遗址及江苏浓阴高庄战国墓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即是其证。 两汉时期，汉政府直接统治岭南，中原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在此得到了广泛传播。仅以“铜鼓纹饰为例，西汉早期岭南铜鼓面的主晕花纹为翔鹭，而鹭纹鼓在中原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西汉中期以后，岭南北流型铜鼓上的主要纹饰，除云雷纹外，开始出现了‘五铢’钱纹，东汉以后则出现了‘x’字钱纹，都是汉代中原青铜器上的流行纹怖，二者文化的交流之盛，于斯可见一斑”。且“部分兵器”及“南越王墓出士的某些铜镜，都是由中原地区直接输入的”。此外，西南地区滇国、句町及夜郎国经济、文化对岭南也有影响，尤其是滇国“滇地至迟在汉初就与岭南通过羊柯江建立了直接联系，南越国的使节曾亲自到过滇（今云南昆明附近）地的桐师（今贵州桐梓县，位于贵州北部，赤水河支流桐梓河上游，临近四川），二者交往密切，处于滇地与岭南中间的句町（邑城在今云南广南县境）人，在汉初就能够制造铸工精良、纹饰优美的铜案，精致硕大的铜鼓和重达几百公斤的铜棺，这表明句町的青铜冶铸水平很高，已经处于相当高的青铜文化阶段。句町与岭南相近，又为滇通向岭南的水路必经之地，对岭南的影响也是自然之事，这些都是汉代岭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岭南经济的发展，主要动力还是岭南越人（东汉称蛮夷和汉民的劳动创造。如岭南出土、发现的数量众多之青铜器，绝大部分是由他们铸造的“铜鼓、句町与越式鼎、羊角钟、提筒、靴形器钺、铜棺等，不见于岭南或越族以外的地区，断为岭南本地铸造无疑；其二，从青铜器的某些铸造技术、制造工艺上可以判断，如广西西林铜鼓墓出土的大量与中原地区形制相同的铜冼、耳杯等物，其周边均有钻眼的作法，这种作法十分特殊，为中原地区所无，证明此类青铜器为当地所铸的仿中原产品”。南越、西瓯、骆越等民，己掌握了一整套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 岭南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口的增加。《尚书·禹贡》云：”淮海惟扬州”。岭南属扬州之域，气候湿润，草木茂盛，竹林遍地，土地为粘质湿土，适于农耕。贡口有金、银、铜、美玉、小竹、大竹、象牙、犀牛皮、鸟羽、旄牛尾、橘子、柏子、丝织品及草制衣服等。商代出土的龟甲、鲸、鱼骨、鲟鱼骨、海贝、玉等，有的来自东海和南海，且文献中有了“越族”的记载。周代的“南蛮”族团，已包括荆蛮、越、闽、庸、濮、麋、蜀、巴、矛、僬侥、越裳等族。其中的越族、越裳（今越南北部）已分布在岭南。《尚书大传》厂载，“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春秋至两汉，岭南的人口在大量增加，居民多达284 208户，1652748口。劳动力的增加，对生产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今广东英德、韶关、南雄、连县等河谷盆地，珠江三角州大平原、鉴江、漠阳江下游平原，广西今郁江、浔江平原，广西玉林盆地，以及两厂的丘陵坡田，在两汉时期，多已得到开垦。岭南地区山脉纵横，矿藏资源丰富。从考古资料知，先秦至两汉，岭南已有铜、铅、锡、铁、金、银的冶炼和铸造。加之岭南陆路、水路的不断开辟，至两汉，与东、北、西相邻地区及海外都有了经济往来，使岭南的经济、文化在夏、商、周低落的情况下，历春秋、战国至秦汉，一跃而赶上了岭北地区。岭南的各族人民，在开发经济，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均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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